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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萬之賂，遂不顧梁邦瑞“病瘵羸甚”，極力助成，結果成婚之時，梁“鼻血雙下，沾溼袍袂，幾不成禮”。過了一個月，竟一命嗚呼，致使公主幾年後亦鬱郁病死。萬曆四十二年（1614），葬神宗生母孝定皇太后時，原定徵用人夫三千人，後來宦官中飽私囊，“折價用八百”，剛巧碰上下大雨，棺材“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只好停了下來，由兵部“發昌平兵助之”，才把棺材抬到陵地［135］。這兩事對千方百計搜刮金銀，逼迫宦官向他“孝順”金銀的神宗來說，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宦官對錢財雁過拔毛的例子，亦比比皆是。
萬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在題為《稽積弊以裨實用》的奏疏中尖銳地指出：“每一興作，庫藏發百萬，朝廷只得十餘萬金之用，庫藏發十萬，朝廷只得萬餘金之用。”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在於提請金額的是宦官，而施工之時，實權亦操在他們手裡，工部難於插手。這些虛耗了的錢財，“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仍然是落到了宦官的腰包。他甚至提出以後內監提請三分的，只要給一分儘可夠用了。王元翰曾經親自經手橋樑與感恩殿等工程，親眼見到施工過程中以少為多、以劣充好、偷盜物料等現象，所以他的奏疏很有可信性。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述到京師的營造時，也指出宮廷營建費用，比民間加數百倍。乾清宮修理一扇壞得不太厲害的窗，宦官即估價至五千金，還未滿足。三十八年（1610），田成叔在《催箭樓興工疏》中，奏稱自己到神木廠查驗，見起蓋箭樓的各種構件如梁、柱、枋、椽、榱桷、斗拱之類，均已砍削完畢，隨處散放，只是由於開始工部與內監會同估價時，內監陳永壽提出要十多萬，工部以為太多，加以削減，陳永壽遂加以阻撓，遲遲不動工，致包辦這項工價的匠頭張成等賠墊銀兩，未得收入分文。同疏中，還揭露三十六年（1608）修都重城等處時，內監馬謙以包工為名，領銀萬餘兩全部放入私囊，工程並沒進行。天啟年間更是“債帥”劇增，“上自大將副將，下逮參遊閫帥備總，千夫長百夫長之屬，無不各有定價”，有缺出時，只要賄賂於要津中貴，即可得之，當然，這筆賄賂費是“償之部下之卒旅”［136］。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0）
宦官肆無忌憚的貪汙勒索，嚴重助長了封建社會無法根除的積弊——幾乎無官不貪的歪風。“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有事非納賄不免於禍”，“民間細事無不以賄”，造成“貪鄙成風，廉節日喪”［137］。崇禎元年（1628）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在上疏中揭露：“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今安得不以錢償？”“上司督取既多，……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金……而欲守令之不愛錢乎？”這真是一語中的，連崇禎皇帝朱由檢亦以其能切中時弊，命韓一良於廷臣中朗誦奏本，給予嘉獎，並越級提升他為右僉都御史［138］。但是，韓一良仍未敢把矛頭指到宦官身上，宦官的藉機貪汙依然如故。如崇禎五年（1632）冬季以後，每有警報，便令百官進馬，並及鞍轡，於御馬監交納。這“進馬原以急功，乃適為內射利之端”，御馬監內官乘收馬之機，在收馬處門外繫馬數匹，讓進馬的人帶上銀子，在這裡納銀買馬，同時收馬交納。賣馬、收馬歸於一人、一時、一處，這些銀子顯而易見都到了宦官的腰包，也就難怪在他處買來的、多好的駿馬也不被收納了［139］。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前內閣臣周延儒的門生張溥，收集了二十萬兩銀子賄賂宦官，於是，就在當月，周延儒覆被召入閣。類似事例不勝列舉，均足以說明宦官的貪汙是積重難返，不管是韓一良還是朱由檢，都無法煞住這股歪風。
宦官還把貪汙勒索的黑手遠遠地伸到外邦。正統時，王振和鎮守大同太監郭敬均多次接受過瓦剌使臣賄賂的良馬，並偷偷地把打造好的鋼鐵箭頭裝到甕裡送給他。正德時，劉瑾接受了日本使臣宋素卿賄賂給他的千兩黃金，遂矯旨賜宋素卿以飛魚服。而飛魚服，據《明史·輿服志》載，在天順、弘治時是官民都不準穿著的，即使公、侯、伯等違例奏請，亦要“治以重罪”。正德十三年（1518），明令規定二品大臣的服色才得飛魚，可見劉瑾對日本使臣是從受賄到濫賜。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者宋素卿、宗設各自代表不同的領主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寧波市舶太監賴恩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凡事偏袒宋素卿，宗設大怒，以武力大掠寧波，殺死武官多人，導致了中日正常外貿關係一度長期中斷。萬曆時，高在福建，以價值數十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