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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洪武中定內外文武官員俸餉時，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但隨著宦官的被寵信日增，“以功加歲米”者屢見不鮮。成化時，汪直加至四百八十石；正德時，張永加至三百餘石；嘉靖間，張佐加至二百四十二石，麥福加至三百七十石，黃錦加至五百石，等等。如此幾百倍地增加俸餉，固然驚人，但其數字畢竟有限，實際上這些權宦的收入遠遠不止此數。趙翼曾經指出：“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126］，他們中有些成了家資百萬的暴發戶。正統時，王振在京城內外有第宅數處，皆重簷邃閣，陳設豪華；建智化寺，所費以數十萬計。《明史·王振傳》謂抄他家時，搜出“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數”。成化時，抄尚銘家，“得資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梁芳糜費帑藏，還以各種藉口貪汙盜竊，把累朝積儲的七窖金弄得精光。弘治時，李廣以鉅額錢財“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繞之”。正德時，抄劉瑾家，得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餘萬兩，其他珍寶無算。嘉靖時，抄李彬家，得貨銀四十多萬，金、珠寶不可勝計。萬曆時，馮保在原籍蓋第宅五千四百八十間，莊田跨都邑。抄他的家，得金銀百餘萬，珠寶無數。至於天啟時的大權宦魏忠賢，則除了營建大宅外，在香山有“製作規模彷彿陵寢”的“自營生壙”一處［127］。在《劾魏忠賢疏》中，楊漣還揭發他在原籍河間“起蓋牌坊，鏤鳳雕龍，幹雲插漢”，又“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其家財據時人估計，“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128］。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9）
2。 權宦之巧取豪奪
上述宦官的鉅額財富從何而來？除主子有限的“恩賜”外，主要是靠貪汙受賄及敲詐勒索等超經濟剝削。
貪汙是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徵之一，到了商品貨幣經濟比較發達的明朝——尤其是明中葉以後，更是如此。儘管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立法甚嚴，甚至有貪汙六十兩銀就“剝皮實革”的規定，但明代貪汙搜刮之風事實上卻甚於歷代。作為封建官僚政治中最腐敗勢力的代表者宦官，則表現得比一般官員更為突出。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因為皇帝要求臣下的，主要是絕對忠君，而不是如何貪廉。這裡有很鮮明的例子：嘉靖時，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幹沒內帑銀以鉅萬計”，被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告發，杜泰遂亦奏馬從謙誹謗不忠。結果，“上竟以從謙誹謗，發極邊衛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罪，免罪。從謙遂死杖下。”［129］由此可見，宦官是作為皇帝的心腹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在君王眼裡，他們是最忠誠者。在皇權的庇護下，他們貪汙勒索的肆無忌憚，也就無足稱奇了。
正統時，王振在朝覲日大開其門，不分日夜地聽任各級官員具禮進見，但是，只有所具禮“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130］。成化時，東廠太監尚銘動輒羅織京師富室，以求重賄。弘治時，李廣專設有受賄登記簿，中用隱語，“黃米”為金，“白米”為銀，列名者中，“有居部寺之尊，有專將帥之寄”者。到正德時，劉瑾專權，更是“有事非納賄不免於禍”［131］。行賄亦用隱語，以萬為“方”，以千為“幹”［132］。各地鎮守太監由於向劉瑾納了賄，不僅“得預刑名獄訟”，而且可以放心地、幾乎是公開地“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當寧王朱宸濠準備謀反時，太監張忠，少監盧明，司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司禮監少監秦用、趙秀，鎮守太監畢真，都分別不止一次地接受過他的賄賂，劉瑾本人更是受朱宸濠重賄，幫他恢復從前被削奪了的護衛。有了武裝力量，“濠反謀遂成”。
翻閱明中葉後各朝的《實錄》、《明史》、《中官考》以及各種有關史籍，上面載及宦官貪汙勒索事例的，多得不可勝計，除侵吞公款外，其手法之五花八門，足以令人瞠目咋舌。如成化時，宦官到浙江，“所至，縛守令置州中，得賂始釋”［133］。 雲南有個富翁病癩，其子頗孝。鎮守太監錢能遂以癩病會傳染軍士為名，聲稱要將這富翁沉於滇池，藉此向他的兒子敲詐了一大筆。當時又有一個姓王的人，以賣檳榔致富，人稱之為“檳榔王家”。錢能又執其人，誣以“僭號二字王”，致其家傾家求免［134］。正德時，陝西鎮守太監不僅收女兒“脂粉錢”，還有老人“柺杖錢”，寡婦“快活錢”。
這些貪汙勒索的手，甚至直接伸到皇帝頭上。萬曆十年（1582），神宗朱翊鈞的同胞妹永寧公主選駙馬，馮保納京師富室梁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