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是我的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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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控股公司，現在其實都是兄弟公司，其父母就是國資委和組織部。這樣的局面不利於鼓勵競爭，不利於提高效率。我們的制度安排始終應該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而不是從增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把國有股劃撥給社保，不僅可以提升人民福利，還有利於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否則，組織部門的一紙調令，就可以把本來應該成為競爭對手的兩個公司的管理者對調。這些都是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如果我們的上市公司主體（國有企業）都沒有真正實現政企分開，那麼我們怎麼能夠指望市場對這些企業給出一個準確的定價呢？我們又怎麼能指責市場給的定價出錯了呢？我們應該追本溯源，從源頭解決問題——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中的競爭者，而不是壟斷者。

四、私募股權投資

A股市場資金為什麼太多？為什麼老外可以去投私募股權？為什麼產業基金議論了10年到現在還沒有立法批准？如果我們有產業基金公司，募集老百姓的餘錢，投資購買那些現在還沒有上市的、成長性良好的公司股權，就可以從A股分流一大批資金投入實體經濟，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也使得老百姓有資格購買法人股，並從中獲利。

我在2005年想了一年這個問題：為什麼元一股的平安保險法人股，就是不允許中國公民購買，只允許國有企業購買？憑什麼？自然人和法人有政策歧視嗎？如果我們有產業基金而且獲利豐厚，老百姓就願意從A股撤資，加入私募股權投資。追逐利潤是人的本性，為什麼我們只允許國有企業發揮本性呢？當然，最初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應該由那些信譽好的專業機構來打理，否則有可能給老百姓帶來損失。現在公安局成天打擊非法股權買賣，打擊是對的，但是疏導勝於嚴堵，還應該從本質上解決這個問題。

五、金融創新產品市場

不敢創新、不敢突圍、不敢求變，是我們許多政府領導在換屆選舉前的通病。他們最好什麼事情也不發生，沒有好事也沒有壞事，一切相安無事，自己平安晉級。這就導致了我們許多本來早就該有的創新產品遲遲推不出來。就連股改也是多年下跌、老百姓苦不堪言之後，才被迫推出的。股改並不是政府主動出臺的政策，然而正是這被迫的一招扭轉了中國股市的錯誤的制度安排，扭轉了全域性。地方政府債券、公司債券、REITs、產業基金，這些議論了多年的品種到現在也遲遲沒有推出來。我曾經說過：現在中國股市一天的成交量是紐約市場的兩倍，這樣大的市場如果沒有對沖工具，是會出現暴漲暴跌行情的。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多地創造金融工具，讓各種頭寸、各種風險，都有合適的槓桿比例和交易載體來表達。這樣市場的定價功能就能正常發揮作用了，A股市場也不會過分火爆了。A股市

場一直缺乏市場主導的、增發換股式的併購，導致中國各地重複建設。每個地方國企背後都有地方政府，導致了低效率的企業可以生存、可以重組，ST都可以期待。其實是我們的地方政府的利益扼殺了市場本來的定價機制。應該讓企業的自主併購行為成為市場的主流，這樣就不會有人猛炒ST股票了。

最後，我希望我們的政府不要再考慮如何讓投資人理性起來，而應該看到大局，那就是：如何建設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並且尊重它、愛護它。

（本文寫於2007年6月）

股市的病因在於“神醫”太多了

有一則關於扁鵲的故事，我記得不太清楚了。說的是某國君病危之際，請到扁鵲治病，手到病除。國王轉危為安之後，要封扁鵲為天下第一神醫。扁鵲不肯接受這個榮譽，說自己的大哥、二哥醫術更高明。國王非常詫異：既然你的哥哥都比你能幹，為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扁鵲答道：大哥扁鴻，望而知其將病，隨即下藥，能防病於未然，這樣一來，就只有自己家裡的人知道大哥的水平高；二哥扁雁，治大病於小恙，這樣就只有村子裡的人知道有個小毛小病可以去找二哥；只有我既不能防病於未然，也不能治大病於小恙，每次我親自出診時，病人已經危在旦夕，由此我才能名滿天下。

這個故事讓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了中國的股市。我在想，我們的股市為什麼每次都是到了重病在身、大多數股民絕望的時候，甚至股指暴跌一半以上的時候，才有政府職能部門出面來給股市治病呢？從歷史經驗來看，似乎每次政府出手，最終都能救活股市。為什麼我國政府職能部門在股市中總是樂於扮演“妙手回春”的扁鵲，而不是“防病於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