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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佈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的一天，為甚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甚麼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定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透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從各方面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建立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建立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份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物件，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