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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縪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絡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絡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