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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黨員。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物件,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解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絡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

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佔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

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裡,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慧性”。

1944年,毛果斷地宣佈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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