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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及其軍隊，一切則無從談起，而易國民黨之天下，又必先改變凡不利於奪取國民黨政權的中共方針、政策、精神氣質等各個有形、無形方面，是故，第一條對外戰線與第二條對內戰線兩者之間又存在著密切的聯絡。
1935一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置於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的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加強了他在黨內和軍內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礎。使其在軍事上的影響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和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內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戰時環境的產物，又與毛所佔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它還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中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任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在長征前夕，為了適應戰賂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併入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領導核心，領導成員的組成雖發生了變化，高度集中的體制卻繼續保留。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由於黨存在於軍隊之中，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他也同時處於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闢者，不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和情感基礎，他還擁有權其雄厚的政治資源。毛曾親自參與建立中共，是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鞏固，除張國燾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域性性的方針、政策和其他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擔心遭受越權的指控。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澤東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愈來愈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毛洛政治結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聯合挫敗了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雙方合作共享的幾年裡，洛甫對毛十分尊重，在幾乎所有關於黨的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事先徵求毛的意見。有關黨的重要檔案雖由洛甫和毛聯署的名義發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全域性性方面的工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嚴格遵守共產國際的有關紀律，努力維持領導層的團結；另一方面，又不失時機，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小心翼翼，有條不紊地對黨的領導結構進行區域性的調整。
（1）在中央最高層，毛繼續維持同原“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改變政治局事先須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然而從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體工作大多隻限於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同志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逐漸形成了慣例．
（2）毛將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3，將因進行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瑞金時期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的領導，將這個關鍵組織直接隸屬於自己的管轄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將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下5。
（4）毛直接掌握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
儘管毛在對黨的領導結構的區域性調整中獲得長足進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問題一時難以順利解決，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即是毛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這是橫亙在毛面前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於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7。在軍事壓力緊迫的19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