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頃寒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1月，毛為了長遠目標和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轉星移。
這個結論之所以必須推翻，是因為非此，便無從剝奪“教條宗派集團”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更無法打破黨內巳形成的濃厚的教條宗派氣氛，毛就難於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無從建立。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洛甫。洛甫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與這條路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強烈反對8。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國內時局已發生大的轉機，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早巳發生變化，毛的地位已獲得明顯加強，洛甫已顯示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毛與周恩來建立起融洽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於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新的角色9，張國燾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將自己對過去黨的路線的評價公開托出，這樣將使自己處於和洛甫及一大批黨的高階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境地，從而影響到黨的團結和個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時空環境下，再繼續違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對的意見，也實在勉強．就在這關鍵的時期，劉少奇及時站了出來，劉的出現打破了中共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並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二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劉少奇在這兩封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對中共中央多年來的路線、方針公開表示自己的懷疑，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於“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左”的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1）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10，劉少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11，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2）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佈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覆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並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12，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十年政治路線”13。
（3）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曆史14，並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15。
劉少奇在1957年2月20日、3月4日給洛甫寫信之前是否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會議據劉少奇為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6，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陝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於1936年3月抵達，1937年初，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並未返陝北17，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陝北之間已建立了電臺和信使聯絡，毛劉透過電臺交換有關對全域性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18。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援，劉少奇決定向洛甫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的黨內左傾分子的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19。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的政治權威。洛甫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