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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援，而未全面闡述他本人對十年政治路線的總體看法。
一
1937年初，毛澤東、洛甫、周恩來、博古等透過對西安事變的處理，使中共的命運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國共之間長達l0年的內戰實際已經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中共終於爭取到了休養生息，發展壯大的寶貴時機。在與國民黨的交涉取得重大進展後，毛澤東開始從指導國共談判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中脫身，而把主要精力轉移到黨內，試圖利用對日全面抗戰將要而未經發的這一短暫的和平局面，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的調整，並加強和發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已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於毛澤東而言，抓緊每一有利時機，調整黨的方針政策及交替處理重大軍政和黨內外問題，是其在遵義會議參與中共最高決策後一貫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這次面臨的環境與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調整的範圍又較過去有所擴大，故而形成了對1935年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衝擊。
建立在反對由博古、李德等組成的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洛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上及其後形成並逐漸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加緊了與洛甫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幫助下，洛甫和王稼祥這兩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的支援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洛甫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鬥爭，讓洛甫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洛甫起草決議，此舉使洛甫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把原“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之一的洛甫安排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毛澤東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於洛甫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朋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內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儘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3月20日後不久，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1，至此，毛澤東與洛甫，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於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無疑，毛澤東屬於那種以自己的思想改變歷史程序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者，個人對中國社會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負、志向也。作為一個從青年時代就矢志拯救國家與民族，並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澤東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而當l 927年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崗山後，他所選擇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爭取革命勝利的理想與毛對革命的堅強領導事實上已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換言之，毛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毛的“決志行之”絕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行為，而是關係到革命目標能否實現的重大問題。然而，欲在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的舊中國推行和領導革命，則必先有其憑藉，1935年毛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遵義會議及其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的人事變動，雖然使毛第一次在黨和軍隊的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可是離執掌“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毛雖置身於中共核心層內，但主要偏重於軍事領導。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毛主動放下黨內的意見分歧，有意避開對敏感政治問題的爭論，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對付國民黨的軍事追擊，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問題，但對毛澤東而言，事實上卻存在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國民黨統治之天下，當時直接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國民黨。因此，如何回擊並戰勝國民黨，不僅是毛無時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問題，也是凝聚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驅動力。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麼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鬥爭的戰線。勿庸置疑，欲易國民黨統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