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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透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受了挫折。但是劉少奇、洛甫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於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廣泛影響絕非一朗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緻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準備。劉少奇與洛甫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洛甫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洛甫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階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於劉少奇與洛甫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於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格甫和黨內的巨大壓力，於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傑出才幹，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對黨員思想方法的廣泛影響。劉宣佈“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並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援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願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洛甫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洛甫。為了防止格甫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於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並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於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暫時離開中共中央中樞，然而毛劉政治結合卻因劉、洛爭論而正式形成了。毛劉與毛洛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洛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洛有意放棄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圍繞此問題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3年，毛劉說就彼此交換過意見，並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洛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29
第二，毛澤東與洛甫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絡。
第三，毛洛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於毛。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援。毛劉的結合也預示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政治領導人的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毛澤東在錯綜複雜的新形勢下，在領導全黨全軍對外的同時，將進一步加緊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以隨時準備選擇最佳時機，向“教條宗派集團”發起新的攻擊，從而實現其改造全中國的政治理想。而這一切，不僅將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前途，而且將決定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前途。
6。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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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與中國現代歷史中，1942年春在中國共產黨內全面展開的整風運動是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毛在整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