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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權的政治理想，所以憲法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條文完備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孫科那兒，這一切均在考慮“中國國情”的託辭下，遭到嚴重的扭曲。孫科聲稱，中國只能從“中國國情”出發，“自出心裁”制定憲法。＇58＇ 那麼什麼是中國“國情”呢？孫科說，國民黨的“政治背景和革命歷史”就是中國“國情”，＇59＇結果根據這種中國“國情”制定的憲草，雖具法律形式，卻無民主內容，只是給黨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憲草》“其極權趨勢實超過現代任何總統制之民主國家。”＇60＇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國現代化所以不夠徹底，乃是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內容瞭解不多，認識不足，結果“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剩無幾了”。值得注意的是，孫科並非不瞭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為維護國民黨利益而強調中國“國情”，恰在這點上，孫科與基於同樣目的也強調中國“國情”的蔣介石構成了共識。
從現代化的要求看，對意識形態的頻頻強調，往往會扼殺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發展。在訴諸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與蔣介石等相比，孫科確實較為靈活，但最終還是難以擺脫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桎梏。孫科相信惟有三民主義可作為社會的統宰思想，這種唯我獨尊的立場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極易演變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行動。
（2）國民黨內的新傳統主義主流思想的力量過於強大，構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