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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思想，極易演變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行動。
（2）國民黨內的新傳統主義主流思想的力量過於強大，構成了妨礙改革的巨大阻力，由於孫科缺乏廣泛的黨內和社會的支援，在新傳統主義的進逼下，只能步步退縮，無法在國民黨內形成對決策有影響力的壓力集團。
1928年後，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形成了一種保留了大量傳統痕跡，試圖在現代與傳統中尋求妥協的新傳統主義，蔣介石並不主張復古，但強調認同傳統，傾向於以傳統的方式建立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統治方法上具有中國傳統政治的濃厚色彩。面對時代的壓力和現代化的要求，蔣介石可以贊同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術層次，如三十年代啟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專家主持經濟工作），但更強呼叫確立國民黨權威的方法來維持既有秩序的穩定。1928年後，國民黨試圖在內外壓力的環境下建立一個新秩序，以權威的確立為國民黨的首要任務。蔣介石把中國傳統文化和孫中山作為整合社會的精神資源，強烈地排斥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三十年代以後，面對國土的破碎，蔣介石更重視用傳統文化來彌補民族主義的缺損，在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等推動下，文化上的本土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互相補充，新傳統主義成為國民黨決策層的基本理念。1933年，孫科在制定憲草初稿時主觀上是希望確立某些民主原則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寫信給孫科，告誡要考慮中國“國情”，“立法不可作懸想”，＇61＇逼迫孫科在憲草中減少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壓力下，孫科只得步步退讓，草案每修改一次，總統的權力就擴大一步。與國民黨主流思想擁有廣泛的黨內基礎相比，孫科的基礎極為薄弱。五四以後，英美自由主義在中國雖然一直受到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擁護，但無法深入民間。隨著中國政治的劇烈變化，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十分明顯，其中大部分人投入激進的革命運動方面，而少量溫和的知識分子又難以形成一種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具有獨立思想傾向的自治團體。因此，孫科無法從這些人處得到有力的支援。孫科在國民黨內本來就勢單力薄，在他身邊的一個政治圈子是基於利益追求、政見相似以及慕仰孫科顯赫的家世背景等因素結合起來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員流向主流派勢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國家統治權已掌握在蔣介石手國，孫科既不可能重起爐灶，那他只有在獲知於蔣介石之後，才有可能實現其理想。為了不與蔣破裂，孫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協，這就使他政治態度遊移而善變，雖然談了許多政治理想，但在現實上卻更倚重於與蔣介石的關係。加之孫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國特色，兩者之中和產和產生的能量有限。諸種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孫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國民黨內註定難以形成對決策產生影響的壓力集團。
（3）孫科面臨一系列無法擺脫的矛盾，這些矛盾使孫科陷入困境，只得屈從於國民黨的主流勢力。
首先孫科無法解決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擴大政治參與，和國民黨鼓吹民族危機加深應加強集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孫科開始進行積極的民主憲政的宣傳，然而此時日本侵華步伐日益加劇，國民黨內隨之興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以圖民族復興的極權主義運動，一批蔣介石的親信、學生在“復興民族”的旗號下，製造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散佈“在中國實行民主還不成熟”的論調，＇62與此相呼應，社會輿論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實行極權的思潮，部分知識分子贊同國民黨為加強權威而採取的措施，認為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強權政治或許是抵禦外來侵略的有效途徑。三十年代中期，關於中國是走民主或獨裁道路的討論即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實行民主政治的懷疑和困惑。這種以“復興民族”的面目出現的要求實現極權的社會輿論，對孫科形成很大的壓力。面對這種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向民主主義的進攻，孫科無力抵禦。
孫科面臨的又一個困境是，民主政治實現所要求的穩定的社會環境與現代中國缺少這種環境的矛盾。孫科儘管一直醉心於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長所要求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在中國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維爾說：“民主不能在風暴中產生”。四十年代後期，國共雙方衝突加劇，國統區政治經濟日益不堪，形格勢緊，在危機中，國民黨的權威性格更加明顯，孫科等只得噤口。在國民黨統治即將陷入總危機的狀況下，由於孫科與國民黨的深厚歷史淵源，其在感情上和國民黨已難解難分，他只能選擇與國民黨政權共沉浮的道路，孫科的革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