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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場”。＇57＇這些話反映了1928年後孫科自居“賢明領導”，主張以漸進的方式促進國民黨革新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的思想特徵。然而，孫科的一系列有關憲政和革新的主張始終不被國民黨最高統治者蔣介石所重視和採納。1946年下半年，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孫科從自己原來的立場全面後退，停止革新宣傳，轉而支援蔣介石的政策。這樣，孫科長期為之努力的推進憲政，革新國民黨的活動也就失去了全部意義，宣告徹底失敗。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原因是複雜的，它是由孫科所處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內在矛盾等諸因素與當時政治環境互為作用而促成的。
筆者認為，考察孫科的憲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動的成效得失，必須對其在民國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認識：
第一，孫科是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唯一的兒子。國民黨奉孫中山為“國父”，孫科有“國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孫科從政或發表政見，都比別人有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條件。
第二，孫科自青年時代起即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儘管與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歷史並不雄厚，但是孫科較早涉足政壇，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孫科歷任要職，是國民黨統治集團重要成員之一。
第三，孫科青少年時代長期在美國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潤較深，其思想、作風具有顯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個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孫科在民國政壇上的際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孫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終處在民國政治的中心，國民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社會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別，都希望得到孫科的支援，他長期是各方爭取的物件。
孫科雖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在政壇上的高位卻非個人努力所得，他從未有過基層工作的經驗，更無軍方的背景。雖位居顯赫，但政治與組織資源有限。因而，孫科在軍事性格突出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中，始終處於非主流的地位。
孫科是國民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較為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他的舉止作派、行事風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徵。1928年後，蔣介石佔據了國民黨的中心，蔣的統治方式具有較為濃厚的中國傳統政治的特徵，在這種環境下，孫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風與國民黨的主流文化顯得格格不入。
由於孫科始終未能成為國民黨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孫中山先生的崇高聲譽而得到的，孫科雖然有政治上的抱負，但他的周圍只是鬆散的聚集著一批文職官僚，尤其在國民黨軍隊內沒有支援力量，這使孫科在和蔣介石的爭鬥時，缺乏有力的後盾。1927年後國家的統治權掌握在蔣介石手裡，他不和蔣合作，就不能發揮他在政治上的作用，為了不與蔣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協。蔣介石深知孫科的弱點，對其採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蔣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孫科“總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對孫不時施以小惠加以拉攏；另一方面，又不滿孫之“離經叛道”，不斷指使手下向孫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時，蔣介石起用孫科，用以推卸責任，一旦渡過難關，又將孫一腳踢開。更多的時候，只給孫科一個位尊而無權的空位，對其實行“冷凍”。1931年初和1948年年末——1949年春，孫科兩任行政院長，為時皆極短。最後一次，國民黨政權已是夕陽殘照，孫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於是，孫科被迫辭職出走。由於孫科政治性格的軟弱，他在和蔣介石的關係上，下野時是一種態度，被蔣介石拉攏時，又是另一種態度。這種政客作風使孫科在社會視聽上，一直印象不佳。孫科的動搖性和軟弱性在與蔣介石衝突時表現尤為突出。
孫科的憲政理念和革新主張也有其內在的矛盾。
（1）孫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由於較多地從形式層面理解民主的意義，導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義，從而形成了與國民黨主流思想的溝通之處。
孫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賞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認為中國一定要以西方政治體制的形式為樣板。孫科多次宣稱，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與選舉程式的完善，他尤為強調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孫科在主持起草《五五憲草》時，反覆強調，一部憲法對於現代國家政治穩定的作用。從理論上講這並不錯，然而憲法的意義並非僅僅在於其具備完善的法律條文，憲法應以維護人權為前提，即在法律之後還應有一個更高的原則，正如海耶克所說，應具有“超於法律的信條”，表現為一種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