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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48＇這實際上仍是紙上談兵，完全沒有進入到具體改革的實際操作層面。
第2， 提出一系列改良主義方法，試圖緩和地主和農民的嚴重衝突，以穩定國民黨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孫科迴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關鍵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改良方案。孫科的解決方法包括：從速實行累進地價稅，向地主發行土地債券，由政府把從地主手中徵收的；轉讓給佃農，由農民分年攤派農產品，抵還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組織土地金融機關，向農民發放耕地資金；成立各種型別的“農民產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等。孫科認為，如此“不難使農民恢復其最低限度自給的生活”。＇46＇
儘管孫科的這些主張出自維護國民黨統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蔣介石的重視。1934年1月31日，孫科提議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內設立中央地政署，要求從美國棉麥借款款項下，撥出專款，有於土地法的實施。＇50＇但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對孫科建議議而不決，不了了之。而在這不久，中央政治會議卻決定，給在江西進行“剿共”戰爭的蔣介石，提前撥棉麥借款一部分，作為“剿匪資本”經費。＇51＇相比之下，孫科的改良主義主張降其格僅是“治標”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閣。孫科為加強國民黨統治基礎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時至抗戰後期，隨著國民黨腐敗日益加深，農村民變蜂起，孫科對農村的焦慮感更加強烈，他的態度也隨之更趨激進，孫科竟接過共產黨的口號，呼籲以打擊地主豪紳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希望國民黨統治集團迅速採取革新措施，來緩和農村的尖銳的階級矛盾。
孫科認為，國民黨拖延實施平均地權和鄉村基層組織全部被土豪劣紳佔據，是危及國民黨統治、造成新的社會革命的最大因素。孫科分析道，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蛻化和土地問題難以解決是互為因果的，因為“縣以下基層組織都操縱在土豪劣紳手裡”，儘管他們“作威作福”、“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是視同兒戲”，但國民黨卻把徵兵、徵糧授權他們辦理，“更增加了他們魚肉鄉民的機會”。孫科質問道：“為什麼拿這些土豪劣紳作基層的力量？”“為什麼還是使土豪劣紳居其位剝削老百姓？”＇52＇孫科斷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險”，這就是“假使黨將來果代表地主階級和地方上的惡劣勢力，我們的革命也要隨之變質，國家也要變質”，孫科提出對此“要特別的警覺提防”。＇53＇
孫科對國民黨解決土地問題的保守態度極為不滿，他批評國民黨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既沒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他指出，由於國民黨在鄉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壞人潛伏在政府裡面為所欲為”， “土地問題一千年都沒有辦法解決；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來辦，再辦一百年也不行”。＇54＇
孫科掩飾不住對國民黨前途的焦慮，他慨嘆土地問題無法解決，“這真是不得了”，“這將會弄到農民暴動，會發生新的社會革命！”他直言不諱道：“本黨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和中共爭奪群眾的擁護。”國民黨“已給反對黨以可乘之隙”，“國民黨愈不行，政治癒腐敗，……就愈是他們宣傳的機會”，國民黨“已不知不覺在替人家造機會”，“造什麼機會？革命的機會，革誰的命？革我們自己的命！”＇55＇
那麼有何種方法來解救國民黨在農村的嚴懲危機呢？孫科提出“解決土地問題，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國民黨現在的作風下，”平均地權根本無從實行。孫科呼籲革新基層政治力量，可是拿什麼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層的土劣呢？對此孫科也是一籌募展，儘管他曾批評過三青團“類似蓋世太保”，但他還是提出派幾十萬三青團員“深入農村”，把土劣“換掉”，“鎮壓下去”。孫科認定“革命是不必的”，“因為政權還在我們手裡，”＇56＇但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又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孫科陷入了不可擺脫的因境。
（四）
1944年11月，孫科在《紐約時報》撰文，暢談他長期以來對在中國實現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寫道，中國要“實現孫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須先有賢明的政治領導，使中國及其人民邁向民主政治的目標前進”。孫科並十分具體地描繪了在“賢明的政治領導下”，中國未來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議制政府”，“掃除封建地主及富豪軍閥壓迫和剝削農民的行為，而鼓勵其將精神和資本從事於現代工業”，“改變廣大的農業人口使之成為中國未來工業的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