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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古老中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與傳統的農業社會迥異的、現代性逐漸增長的歷史發展階段。這條道路在中國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和衝突。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既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喪失了歷史賜予的難得機遇，長期在通往現代的旅途中蹣跚而行。中國變革的艱難無疑與前現代社會的歷史遺產有關，也與中國政治中樞的政策選擇密切相聯，同時它還受到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中國以迥別於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後發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基礎
數十年來，一個長期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如果沒有1840年開始的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能否主動開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從而完成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在這裡，我們嘗試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所承襲的巨大的遺產中，包孕著可誘發現代社會的因素，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可刺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徵的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阻滯著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即使中國社會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法出現資本主義，中國仍將處於前現代狀態。
1840年在亞洲東南沿海與西方列強相通的東方大國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思想家所欽羨的物件：一個以皇權為核心、職能分明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統治著4。5億人口，在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上有效地行使著治權；儒家學說中的道德主義和禮儀規範起著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特殊功能；美侖美奐的巍峨宮殿和精美絕倫的工藝珍品體現著中國人的豐富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雖然自然災害不時減少中國人口，但精耕細作的農業還是大體上維持了中國人的溫飽。總之，19世紀中葉之前的中國，儘管不時發生社會動盪和災荒，但它總是能自我調適，在經歷週期性的社會震盪後，重新恢復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西方長期欽羨、長期保持強大和繁榮、充滿自豪與自尊的東方大國，在西方列強的炮艦侵略和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的衝擊下，卻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榮並適時調整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重新彙集新的社會力量和自然資源，從而有效地融匯傳統與現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轉換方式，在西方和近鄰日本的成功示範效應的影響下，邁入富強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傳統社會的決定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前現代社會制度構成中最有現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維繫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中央集權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性的重大缺陷阻礙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向現代政府制度的轉換。
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內閣、省、縣的垂直的行政系統有專門化和職能劃分的特點，按照法律和慣例有效地掌管國家行政事務，垂直的監察系統直接受命於皇帝，負責監督各級官吏，以保證政令的執行。不受階級和財產限制、在科舉制基礎上建立的官員升遷系統，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對維繫中國官僚制度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操作層面上，這樣的官僚制度，與依職能分層、各司其責的現代政府制度並不構成嚴重衝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兩點：第一，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對基層的統治力量較弱，朝廷在縣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鄉紳，中央權力並不能完全達到基層，徵稅及徵集勞役實際上依賴於鄉紳。處於家族、宗族網核心的鄉紳的行為往往嚴重破壞了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嚴格地說，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只存在於縣以上的政府機構，縣以下的鄉村則處於高度分散的無組織狀態。顯然，這與現代社會所要求的、能夠全面協調社會力量處理公共事務的、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是相沖突的；第二，中國官僚集權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它以道德倫常為基本準繩，在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儒家規範雖不排斥個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佔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權制的垂直系統固然保證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帶來各級官吏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的嚴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與政治結構互為一體；為派系鬥爭提供了永恆的競技場。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意識形態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對世界的全部解釋，成為不可逾越的治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它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