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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之上的，它的豐富性與普遍性，使中國統治者與士大夫相信儒家學說已窮盡世界一切真理。中國既是天下中心，並有著輝煌的無與倫比的歷史與成就，那麼中國之外的“夷務”就不在中國人關心的範圍之內，＇1＇ 順理成章，也就對競爭不感興趣，沒有了變革的緊迫感。至於解決中國國內週期性的政治衰敗和政治動盪的良方更無需從“異域”尋覓，在包孕萬家的儒家學說的眾多派別中自有療救的方案。經過千餘年的儒化，這套由科舉制為外在體現的儒家意識形態已完全內化於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從而成為回應外部世界挑戰的巨大的心理障礙。這樣，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中國就很難隨形勢而變化政策，而處處顯得遲鈍與僵硬。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一樣，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現代化因素，但是，這些積極因素同樣因經濟結構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約關係的土地與勞動力交換的活動一直十分活躍。＇2＇ 一般而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不嚴重，官營工商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不佔主要地位，而個人則享有流動性的選擇職業的自由。然而，與這些可現代化因素相比，中國前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障礙性因素則更為強大。首先，19世紀中葉之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與微弱的商品關係相比，自然經濟佔決定性優勢。其次，中國人的商品經濟活動只限於一般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簡單交換，幾乎不存在以大機械為動力的製造業與加工業。再次，可以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調節作用的國家，幾乎不干預經濟行為，也缺乏外貿觀念，無法承擔起經濟起步所必須的資源徵集和建立經濟組織以及建立與外部世界經濟聯絡的責任，使得分散的商業力量無從集中。因此經濟結構中若干積極因素不能拓展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擴大在新質的基礎上的生產規模；如果說在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麼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結構則基本發揮著阻滯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作用。中國的儒家學說是一套極其複雜的、探究有關人與宇宙、人與社會的關係的龐大的思想體系。根據近30年中國現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國學學者對儒家典籍的選擇，儒家學說中蘊含著某些與現代社會毫不衝突的可現代化因素。＇3＇ 例如：對人之終極理想的追求，對違反人之終極追求的現存社會現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還有著對人之主體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對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這與西方近世推動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似。＇4＇ 然而事實上，作為長期維繫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的儒家學說在近代與西方文明相遇時，卻節節敗退，逐漸喪失了統合社會的功用。尤其發人深省的是，乍看起來似乎與現代民主政治並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終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現代民主制度的轉換。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相脫節的根本原因在於它基本上是發揮著維繫等級森嚴的君主專制制度作用，其現實導向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色彩，直接排斥與現代契約關係相聯的個人主動精神與公民意識的培育和成長。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基本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構成了中國前現代社會的基礎。當1840年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價值觀念的衝擊時，中國面臨著艱難的抉擇，這就是如何根據急劇變化的形勢，適時改革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創新和觀念變革，重新彙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資源，使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在衝突中走向新的融合，從而推動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然而當時的中國統治者與絕大部分士大夫卻被動地、消極地試圖以微小的、區域性的政策調整來擺脫中國的危機，選擇的是儘量縮小變革規模的道路，結果使中國的轉變更充滿曲折和動盪，造成中國社會轉型程序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體的困厄
根據衡量一個社會現代性的強弱的具體指標，即工業化、都市化、識字率、現代契約關係、社會流動性和政治制度化來分析1840年後的中國社會變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在大約100年的時間內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自1840—1911年，歷經72年的變遷，中國已從一個典型的傳統社會向具有現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國家過渡。自1911年中華民國創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期間的急劇變動甚至更大。因社會轉型所引發的國內與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