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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走進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學年代,蘇聯詩人葉夫圖申科說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產兒”,那麼,1977,1978,1979,這三屆大學生也可以稱為“三中全會的產兒”,這一代人和祖國的改革開放一起成長,也見證了這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
1978年後,除去兩年的時間,我一直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算起來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紀了。我的研究的興趣集中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先是參加做集體研究專案,以後決定走自己的路。這條路是頗為艱辛的,發表文章的空間很小,但是生逢歷史的轉折年代,還是順著自己的性情,行走在歷史的河流:從民國史,共產革命史,再延伸到當代史,這都是距今不遠的過去的歷史。
二十世紀的前半期,中國的史學家多研究古代史,許多歷史學研究者不認為近現代史是“歷史學”。六十餘年前,法國遭德國法西斯入侵,年鑑學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滿懷憂傷,開始著手寫他的那本傑出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他說,在他年輕時,他的高中老師曾對學生說過這樣一番話:“183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布洛赫說,又過去許多年,人們還是說:“自1904年或194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馬克?布洛赫所說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內無歷史”。如果站在一個長時段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話都不無道理,距今較近,治史者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寫出“信史”的難度確實很大,況且對距當下不甚遠的過去,史家也需要一個沉澱思考的過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時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遠的過去。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文章合為時而著”,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又都是相對的時間的概念,它們構成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歷史之流,治史者感時閱世,青燈黃卷,上下探究,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範和格式表達出來,即所謂“歷史學”或“歷史編篡學”。歸根到底,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也。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時代的任何一本史書,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實的歷史可能永遠無法還原。米歇爾?福柯說過,“大寫的歷史的確是我們記憶之最博學、最警醒、最活躍、並且無疑是最擁擠的區域;大寫的歷史同樣是一個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從這個深底開始存在,並且不確定地閃爍。”就筆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閃爍記憶”的印記,正是個體生命和歷史的交融,才使我寫下了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儘量約束主觀性,力求做到客觀,盡最大的努力去追尋那段真實的歷史,而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所能做的其實十分有限,也就是把過往的歷史現象當成研究的物件,去敘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過程,並提供一些個人的見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屬於過渡年代裡過渡性的那類人,在我們的前面,有群星閃爍的先哲前輩,在我們的後面將會有更多受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才俊,也許未來張力一旦消失,我的這些文章就可歸類於“歷史考古學”了,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會繼續走下去。
是為序。
轉自高華部落格。版權歸作者,轉載請與作者聯絡。
文責由作者自負。
2。高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news。ifeng。/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15_7316_1475326_5。shtml
中國以迥別於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後發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19世紀中葉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時期,當時,面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