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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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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出版在即，時代國際出版公司的編輯來電囑我為這本集子寫一篇序言，讀著手上的校稿，既有幾許欣慰，也不乏一絲苦澀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思緒一下從現在又跳回到過去，於是拉拉雜雜寫下這篇文字，權當“立此存照”吧。
如果說從進入大學的歷史系就算正式學習或研究歷史，我在史學領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學渡過了自己從青年到中年的人生歲月。我和南京大學最初的淵源，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結下的，卻是和大學原來的意義沒有任何關係。我雖然從小就對大學充滿想往，很早就讀過蘇聯作家特里方諾夫的《一年級大學生》，但很清楚讀大學那是遙不可及的夢，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績再好也考不上大學。在文革的最初幾年，一些著名大學都成了所在地區政治運動的“風暴眼”，它的大門向一切人敞開，文革爆發時，我是六年級的小學生，小學的正常教學已難以為繼，我就經常一人去離家不遠的南京大學看大字報。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園第一次看到來寧“串聯”的“首都三司”紅衛兵張貼的批評劉少奇的大字報。那時文革已進入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校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其中有一張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自那以後，南大陪伴我從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伙伕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父親愛看書，最愛讀的就是歷史書籍，諸如蔡東藩多卷本的《中國曆朝演義》。可能受他的影響，我在文革前的小學階段就讀了《紅旗飄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個年代流行的革命書籍，也喜歡讀《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五四以來老作家的作品。一個同學家的書櫥裡有一本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令我羨慕不已。
喜歡讀書，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很自然地就對學者受難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學北園“文革樓”（文革結束後恢復原名“教學樓”）的階梯教室裡，我親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鍔教授被批鬥，也看到“文革樓”底層櫥窗裡張貼的匡亞明校長手寫的“認罪書”和掛著牌子在校園低頭掃地的“反動學術權威”。
因為父親是“右派”，我被禁止參加慶祝國慶17週年的全市小學生遊行隊伍，我也沒能參加1966年的“大串聯”，但是心裡總有不甘，也想“經風雨，見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個夜晚，我和兩個同學跑到南京的下關火車站的車場，爬上一輛敞篷貨車去上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們擔心到了上海後出不了車站，第二天上午就從南翔站下了貨車。在那兒我和兩個小夥伴分手，他們在上海都有親戚，我一人再坐車直奔南京路，要去親眼看看在書本上早就熟悉的這條有名的街道和當時中國最高的建築………24層樓高的“國際飯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灘遊蕩，在外灘大樓的牆壁上，我看到了 “炮轟韓先楚”的大標語，晚上我花了幾角錢找一家浴室住下。兩天後，我又一個人回到南翔，天空下著雨，沿著鐵軌走了很遠，在一個青年鐵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輛將要開往南京的貨車，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几天的 “經風雨，見世面”，鍛鍊了我的毅力和勇氣。
成長在文革動盪的歲月，作為“黑五類”子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飽受白眼和歧視，高爾基的《在人間》和《我的大學》成了我精神上的嚮導，南京大學就是我少年時代的“大學”，我在那兒不僅看了無數的大字報，還見識了許多“新事物”。有一次我遊逛到北園的一排簡易平房，發現裡面住著一群來自安徽鳳陽的農民，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隊為他們提供的證明，上面寫著毛主席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然後是幾句話：某某某是貧下中農，因遭自然災害，外出要飯，請予幫助！
在那個年代，我生活在一個由舊書本構成的虛幻的世界中，雖然都是雜亂無章的讀書，卻渴望靈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讀了一本魯迅的集子，裡面收有《無聲的中國》，驚奇魯迅幾十年前的話還是那麼有現實性。一本《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