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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路上的歡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資本家，小業主，“國民黨反動軍官”一齊集中在小房間裡，讓我讀報紙給他們聽。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到南京來訪問，我也不能作為“革命青年”去參加歡迎，可每一次公審反革命的大會都要我去參加，我覺得不公平，以後就請病假。
在那個時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時，也無法完全實現政治對日常生活空間的徹底的佔領（所以才有張春橋那篇“宏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革後期，我認識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劉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蘇僑紛紛回國之際，劉妮娜選擇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國。我去看望她的時候，她都會拿出漂亮的俄羅斯茶具，請我喝茶。我們從不談政治，俄蘇文學是我們的話題，從托爾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萊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羅斯誰能歡樂而自由》；從高爾基、愛倫堡、法捷耶夫、特瓦爾多夫斯基，到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我到今天還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小開本的小說），在她溫暖的家裡，我忘記了現實世界，沉浸在俄羅斯文學的河流裡，那種溫馨的氣氛至今還留存在我的腦海裡。
受到時代氛圍的深刻的影響，一個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關心的都是自己不應去關心的事情。在我的頭腦中，共產革命的理想主義，俄蘇文學的人道主義、“灰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