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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聊天，山南海北聽他聊中共早期的歷史，“顧順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訴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卻和“歷史研究”無關，和任何“學術”無關。1970年我初中畢業，當時領導江蘇的那位著名的軍人司令員一聲令下，南京市這一年畢業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礦企業，這樣從16歲半起，我就成了一個工人。1971年後，大學重新恢復招生，在南京的街頭上經常可以看到戴著校徽的“工農兵學員”，可我知道，自己和他們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
我雖然已工作，但讀書卻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中讀書最認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階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觀上大大推動了國人思想的“脫魅”，但給我的思想震動卻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對社會的主流意識多有懷疑，特別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林彪的部下大量進入政治局，軍隊影響遍及社會各個角落，我記得父親說了一句話：“物極必反”。在我的單位傳達批判 《571工程記要》時，有一個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畢業生，因家庭問題而未被大學錄取，他就以半調侃的態度說：林禿子惡毒啊，競然汙衊偉大領袖是B…52轟炸機，還攻擊我們是“封建社會主義”，真是死有餘辜啊！當他說完這番話後，不少同事競相視一笑，沒有任何憤怒情緒，而是皮裡陽秋地說：林禿子沒有良心啊！是白臉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壞蛋啊！這一幕給我留下的印象終身難忘。以現在的眼光看，當年向全民公開《571工程記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這個決策，顯然太過於自信，也太看低了國人的智力。1973年後為“評法批儒”，居然毫無掩飾地鼓吹法家學說，在我細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商君書》、《韓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後，已清楚認識到被包裹在革命詞藻下的那個年代主流意識的新專制主義的本質。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幾份重要刊物，從《摘譯》，到《學習與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這幾份刊物中，內部發行的《摘譯》最具資訊量，成為我瞭解外邦思潮的重要視窗。那時內部已有許多關於蘇聯東歐國家的出版物，即所謂“灰皮書”，我對這些出版物特別有興趣，總是覺得中蘇兩國有許多相似性。我不僅讀過蘇聯官方理論家闡釋“發達社會主義”的論著，還認真讀了重點敘述斯大林死後蘇共領導層的內部鬥爭，由北京三聯書店編輯的《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記事（1953…1973）》，甚至還讀過枯燥乏味的《蘇斯洛夫言論選》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懷念原江蘇省歌舞團資料室可敬的凌老師，我讀過的許多“灰皮書”的都是她借給我的。在那些年讀過的書籍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和《赫魯曉夫回憶錄》。我甚至讀過克拉夫欽科的《我選擇了自由》，這是一本四十年代後期上海翻譯的老書，作者是叛逃到美國的蘇聯赴美外貿採購團成員，書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內幕，當時震動了西方世界。我因為早讀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一位錫蘭共產黨員寫的《斯大林主義》和《赫魯曉夫回憶錄》等書籍，也讀過五十年代曾到過中國訪問，受到劉少奇接見的蘇聯女作家凱特林斯卡婭那本描寫共青團員們如何戰勝“託匪暗害份子”的破壞活動，在遠東的大森林中建設共青城的著名小說《勇敢》，已有了不少蘇聯歷史的“底子”，讀這本書時反而沒有太多的震動。
追求自由的靈魂，但生活在“階級鬥爭”的聲浪不斷升騰喧囂的嚴峻的世界裡，思想世界和現實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張顯出張力，1971年以後，國內形勢有所變化，一些在文革初期關閉的圖書館又區域性開放了，我在單位開了一份介紹信，在圖書館辦了一個集體借書證。當年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階級鬥爭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一類書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覺得一個工人，就應該聯絡本職工作而讀書，所以他們不久就打電話給我的單位，說這個人好像有點什麼問題。我單位的老書記為此還專門找我談話，她說你應該多讀《毛選》，多讀馬列著作等等，其實《毛選》我早就通讀過許多遍，《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等我也都讀過。我看書從來也沒有影響到工作。領導雖然沒有多批評我，但還是有一些讓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來總理陪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到南京訪問，我工作的那個單位在市中心臨著大街，雖然我當時只有17歲，我就不能參加革命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