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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地圖集》和一本《讀報手冊》幾乎被我翻爛了。我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挑高籮” 的（南京話，即“收廢品”的），我經常去他家翻看他父親收購來的《參考訊息》和《旅行家》等舊書刊。
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共產理想主義仍然渙發著強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的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車配件公司，我很偶然的看到一份《參考訊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遙遠的玻利維亞被捕遇害的訊息，也知道了中國不喜歡他的“遊擊中心主義”，但心中仍充滿對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讀《討瞿戰報》上刊載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的同時，《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拉的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記：
赤潮澎湃，曉霞飛湧，
驚醒了五千餘年的沉夢。
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神聖的勞動。
猛攻，猛攻，
捶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
奮勇，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無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產大同。
看，光華萬丈湧！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對於我而言，這間狹小、陰冷、潮溼的住房卻透著光亮，因為被搬到農村去的南京市某重點中學被封存圖書的留守處就離我的家不到十米，我的身邊競有這樣的寶庫，讓我興奮不已！我透過看管圖書的老先生，讀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別是俄蘇文學的作品。那些理想主義的英雄和共產革命的先驅：拉赫美托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怎麼辦》中的主人公）、約翰？克里斯多夫、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李大釗、惲代英、劉伯堅、季米特洛夫、臺爾曼、伊巴露麗，好像是一座座燈塔，在我心頭閃爍。說來非常矛盾，那時的我一方面憤怒於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佔和斯大林對中國的霸權行徑，另一方面，又把 “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已逝去的“中蘇友好”的歲月聯絡在一起。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的時候，我正在讀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主席遺囑中針對中蘇分裂所寫的那些沉痛的話，非常感動，甚至內心裡渴望重新回到“中蘇友好”的年代。
那時，有關蘇聯的訊息，內容極為單一。 1969年底，中國半公開大量發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書籍，這就是幾個日本留蘇學生寫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作者站在同情、擁護中國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蘇聯的現狀，我就是從這本書知道了在莫斯科還有一所專門吸收亞、非、拉國家學生的“盧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學”。在文革初、中期，只能從蛛絲馬跡中捕獲更多一點蘇聯的資訊，當時從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蘇聯和東歐情況的只有一個報刊，這就是由越南華僑協會主辦的中文週報《新越華報》，上面偶然會刊載一些有關蘇、越關係，越南和東歐、古巴關係的報道，我每週都會去市外文書店買一份《新越華報》，有時也會買一份《朝鮮》畫報，只因為那時的《朝鮮》畫報偶然也會有一些有關蘇朝關係的內容。
然而書本終究不能代替現實，我活在當下，這是一個堅硬無比的現實世界，隨處都見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親眼目睹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的紅衛兵，押解著南京市近千名被潑了滿臉墨水，赤著腳的“牛鬼蛇神”在全市進行大遊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個合作食堂的流動點，一對山東老夫婦每天早晨出攤賣煎餅裹油條，有一天我發現，正在攤面做煎餅的老漢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縫上一塊白長條，上面寫著“國民黨兵痞”。
我從小就生活在南京，這兒的一磚一石，山山水水，都滲透著濃郁的歷史滄桑感。我的一個小學同學的父親是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我和他家也是鄰居，老人的經歷非常豐富，也喜歡看書，他是黃埔六期的學生，參加過北伐，大革命失敗後做過中共蘇南某縣的縣委書記，三十年代初和惲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從事地下工作。老人認識許多著名的中共領袖人物，被國民黨逮捕後進過蘇州反省院，出來後脫黨，四十年代後期又回到革命隊伍，五十年代因“潘楊事件”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發生後，老人被幾個軍人帶去北京審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關係。老人從北京回來後，我去看望他，老人說，有關人員一再要他談康生的歷史和對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厲害，始終都沒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來。在那些年，我每隔幾天都會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