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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民國初年國會的建立，現代政黨政治的初步展開，標誌著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眾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為中國人提供了激勵變革的新的世界觀。民國初年大批報刊創辦，一時全國報紙達500種，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種報紙，就連地處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報紙。在20世紀初發展工業的基礎上，新式工業（以紡織、食品加工為主）有了迅速發展。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對發展工商業也表現出一定的興趣，頒佈了若干鼓勵實業的法規和條令，＇5＇ 一時使企業界“耳目一新”。城市商業活動日趨活躍，並逐漸由沿海、沿江向內地滲透，一個新的全國市場開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立，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重要一步。然而，中華民國的創立，只是為中國的最終現代化提供了某種可能性，中國現代化的展開有賴於國際和國內諸多條件的配合和對舊有結構的徹底更新。問題的關鍵是，在舊結構的基礎上，能否建立起新結構？作為後發展國家，中國能否完成民族獨立和改造的雙重任務？正是在這些關鍵問題上中國遇到了新的挑戰。這包括中國所面臨的不利的國際秩序與在國內新形勢下改頭換面的傳統主義的全面反撲。
首先，中華民國的成立並沒有減輕中國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壓力，也沒有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增強中國的主權獨立。無庸置疑，中國是一個後發展國家，處於以歐美為核心的世界經濟圈的邊緣，已發展的西方列強與東方的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固然刺激了中國現代因素的增長，但同時對中國的轉變也構成了巨大的障礙。西方列強在中國攫取的一系列特權嚴重阻礙了中國現代化所必須的積累：協定關稅、租界內的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海關和郵政權利的控制、外國在華的駐軍和勢力範圍的存在等等，都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了推動現代化中樞的中國政府的權威。
第二，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被動的。中國的悠久歷史和輝煌文化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種對西方文明既欣賞又排拒的矛盾心態。民族主義的振興要求發掘中國傳統中的愛國主義資源，激勵國人的愛國熱忱，保障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完整，而徹底進行社會改造又要求重新評判中國傳統，向西方可取之處學習。1840年以來中國先進分子長期處於兩難境地，他們一直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調適點，但屢屢失敗，無從解決這個尖銳的時代矛盾。民國肇始，並不能改變這種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潰和繼之結束的袁世凱統治使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急速衰微，地方軍閥乘機崛起，國內政治出現了長期動盪，嚴重地阻礙了現代發展所要求的集中與分權相調適的機制形成。這使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無法彙集。
第四，中華民國創立後，新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紛紛建立，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多元發展的需要。然而現代化的外裝並不能掩蓋沉重的傳統的全面影響，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現代政治人物，社會自治組織發育不良，市場經濟受到傳統方式的嚴重束縛，都預示著中國社會轉型將面臨艱難曲折的道路。
這種進步與保守的衝突，又和中國與西方列強、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不僅貫穿於北洋政府的整個統治時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後，以更尖銳、更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帶來嚴重影響。
20年代以後，隨著外國經濟勢力對中國的進一步滲透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體系加速了分化的過程，社會各階層的分裂和對抗也日趨激烈。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東南沿海沿江的傳統農業和手工業逐漸衰微，眾多農民由於受“外力壓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響，苛捐雜稅的勒索”，“土豪劣紳的剝奪”以及“水旱災荒的損失”，“已陷於破產之境”，＇6＇ 紛紛湧入中心城市，破產農民加入了僱傭勞動隊伍，使得工農之間的聯絡逐漸擴大，相互影響加深，同時也加劇了城市的人口壓力，造成大量失業和無業遊民的激增。同一時期，西方國家為轉嫁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加緊了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出資本，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在外貨傾銷的打擊下，中國的民族工商業陷於困境，＇7＇ 引發了一系列尖銳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關係的長期緊張。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領域內也表現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衝擊和帝制的崩潰，打破了傳統社會原先在政治體制、經濟生活和精神價值領域及倫理規範之間的高度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