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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五四”以後，社會變遷逐漸在改變著人口結構，愈來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它中心城市集中，社會分工加速，社會成員因所處生活環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開始產生分化，致使社會的文化價值日益趨於分殊和多元化。伴隨著現代教育機構的普遍設立，學生人數和自由職業者的急速增長，西方新思潮的競相引入，報刊的日益普及，一種有別於傳統價值觀的新型文化觀在都市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文化上的新價值，由知識界、教育界透過言論、著述的渠道在社會擴散，並被眾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新價值的競相產生，降低了知識分子和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對中國傳統價值的尊崇，同時也激化了新價值與固有價值及傳統結構的緊張衝突。＇8＇ 國內政局的長期混亂，一方面為知識界創造新價值及新價值的傳播提供了適當的環境；另一方面，價值的分殊和多元發展又刺激了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促使新的社會力量的成長和壯大。
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從大革命時期廣泛的政治動員中壯大起來的社會運動和繼承“五四”時期自由主義資源，從學術專業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自由知識分子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把愈來愈多的工農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帶到了社會的政治中心，要求維護民族獨立，實現社會公正，呼喚建立新的文化價值體系，重構政治共同體，以回應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趨勢。
傳統社會結構的持續分化和日益廣泛的社會群體躍入社會的政治中心對中國政治體系構成了強大的壓力，客觀上要求創立一種容納現代性與民族性，能夠處理不斷變化的社會問題，容納社會變遷過程中產生的新興力量的新的制度機制，用以協調、整合社會衝突。這種新制度結構和新價值信仰系統的創立，一方面有賴於有機地融匯現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透過創造具體制度和新的價值信仰系統，才能具體落實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把現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結合起來。
在後發展國家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如何調運民族性與現代性是一個既牽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會利益的再分配的複雜問題，處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決定了社會變革的規模、範圍和整個國家的面貌。毋腐置疑，雖然最早從歐美國家展開的現代化已提供了實行現代化的某種示範，然而非西方國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出發，發展具有自己特徵的現代化的形式。
民族主義和民族傳統是所有後發展國家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基礎，離開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徵，照搬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並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復興。但是，任何民族特徵的社會發展模式又必須具有可與現代文明相通的現代化因索，只有把現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傳統，對傳統進行革命性的轉換，刺激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增長，才可能為社會變革提供通話記錄與現實以及未來的源頭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層面具體調適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關係並不單純是一個學理問題，它固然與統治階級是否具有推動社會變遷的明確的意識有關，而且變遷本質上是社會的解構與重構的過程，直接牽涉到社會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佔據政治體系中心的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勢力的關係及其政策取向，對社會轉型中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結合，必然產生決定性影響。
中國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所遭遇的嚴重挫折正是統治階級頑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拒絕以現代眼光看待變化著的事物所必然導致的結果。統治階級的傳統取向使其無法有機融合現代性與民族性，故而不能為中國提供重建政治共同體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結構，和能被社會各階層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價值信仰系統。
20年代以後，指導國民黨政治行為的基本思路是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的統治策略。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的基本特徵是：強調以蔣介石為核心，在中國建立具有中國傳統政治色彩，高度集權的新軍事強人的統治，以推行兼具歷史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社會發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落後的後發展國家，促進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對國家的人力與物力資源進行快速積聚，因此，確立權力中樞的權威，由國家對社會實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性指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傳統建立權威以積累人力與物力資源，並不能真正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權力中樞的權威必須建立在社會變革的基礎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經濟結構才能真正促進權威的確立，並有效積累社會資源。反之，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私利，利用傳統抗拒變革，拒絕容納社會變遷中產生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