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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巨大差別。
從傳統愛國主義向現代民族主義轉變的中介因素是社會變革，只有社會變革的新因素注入到傳統愛國主義中後，愛國主義的內涵才能由忠君、維繫帝國統治轉移到捍衛自主公民的主權國家的新角度，從而發揮出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一百多年來，追求統一、富強、民主的強大國家始終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與變革、改造傳統密切相聯，從而產生出一種與傳統愛國主義迥然有別的新內容。這個過程始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早期維新派，歷經康、梁、譚、嚴，到了孫中山才漸漸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價值目標的孫中山三民主義克服了狹隘的種族論，標誌著現代民族主義最終形成。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走向全面變革的里程碑，從此掀起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巨瀾。1938年由毛澤東揭示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價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義更成了未來新中國的基本原則，對動員廣大農民和各階層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鬥爭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的外部侵略和壓力，中國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決與社會進步的變革中把國家統一置於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夠有效動員社會資源的強有力的政府，以此作為推動社會轉變的中樞。然而，為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中國人只能有選擇地吸取外來觀念，形格勢禁，引入的外來觀念在與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許多始料不及的變形現象。這以早期共產無政府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引入中所產生的變形最為嚴重。1908年，劉師培最早向國人引入了共產無政府主義思想，劉氏介紹的最大特點，是以中國傳統來附會外來學說，結果是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與外來的共產無政府主義學說融匯了，但共產無政府主義學說的原義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時期在中國大興的自由主義在引入中國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嚴重的畸變。強調尊重、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自由主義在中國被解釋為實現富國強兵的有效工具，於是以個人為最後依歸的西方自由主義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成為一種失去價值內涵的、屬於器物層次的操作工具，導致“民主工具說”、“自由工具說”長期盛行不衰。引致外來觀念變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知識分子深知中國變革的艱難，為了追求富國強兵，使外來觀念易於在中國生根，被迫修改原義。這種修正，使社會變革的速度與範圍受到嚴重限制，削弱了對中國傳統觀念的衝擊，使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受到的震動大為減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統治階級出於維護既得利益而作的強制性政策規定，這對中國現代化程序造成了更大的消極影響。國族危亡的形勢，雖然會對現代化在各個領域展開的時序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又不是絕對的，因為統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對現代化程序加以引導和塑造，而這種引導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集團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國民黨為了鞏固一黨統治，有意將抗日救亡與社會變革、個人解放完全對立起來，以“集中國力，抵禦外侮”為由發起的“民族復興運動”，就包含有貶低個人、蔑視個人的強烈的法西斯主義的傾向。＇9＇ 抗戰期間，國民黨在“抗日至上”、“國家至上”的口號下，公然宣傳反民主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集權主義的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優越論”。其實，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後依歸應為國家統一與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機統一，兩者互為依賴，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主義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如果人民基本權利受到輕視，則極易演變為獨裁專制國家，而這種獨裁國家並不能走向現代化。同樣，現代民族主義不僅包括對國土、主權的維護，而且它也包含對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在民族危機的形勢下，民族文化尤其能發揮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變革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一個慣用方法，就是以保衛民族文化和民族傳統為號召，刺激、煽動狹隘、保守的民族主義情緒，以維持傳統的政治秩序和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就使得中國的變革往往夾纏許多無謂的糾葛，反覆迴圈，不斷重濱，極大地妨礙了現代化的全面展開。結果，在統治集團的有意識的誤導下，儘管新思潮競相引入，但除知識階層外，大眾心理的變化並不顯著，中國人傳統的強調差序格局的依賴型的權威人格並末改變。在政治、社會生活領域，人情關係、地域、派系、權謀仍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因素，構成了政治行為與社會人際交往的普遍正規化。作為推行現代化的主體的以強調人的自主性為特徵的人的觀念與行為的現代化的發展程度很低，嚴重阻滯了現代化的全面展開。這樣，如何在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