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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國家權力與社會民主之間建立互動的協調關係，始終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造成中國變革曲折、艱難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來的改革僅集中於上層結構，很少波及到下層社會，而農村傳統的社會結構根深蒂固，沒有受到重大沖擊。自19世紀中後葉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歷次改革，由於僅注重上層政治結構的制度創新，屢屢遭到失敗。這說明中國的社會轉型必須經過農村底層的徹底變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沒有對農村產生強烈影響，農村的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以及廣大農業人口的生活方式沒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變。追求中國現代化的無數志士仁人先是把變革的目標集中於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後又致力於改革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農業為本位的廣大的中國農村社會。他們不明白中國所需改革的不僅是上層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結構，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層社會結構。佔據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數億農民仍然生活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少數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構成了社會轉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少數沿海沿江城市的繁榮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整個面貌。只有在中國廣闊的農村進行長期的、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方式的大變動，以商品經濟打破傳統的小農經濟，才能真正建立起從農村到城市，和從城市到農村的雙向變革渠道，從而推動社會真正走向現代化，因此農村底層的重整，就成了決定中國變革最為艱鉅而又重要的關鍵。
總結中國變革的經驗，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的變革與外部世界的挑戰密切相聯，中國以外的現代化模式對中國變革起著巨大的示範影響。19世紀以後，資本主義的世界化程序加強了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中國日益捲入與外部世界的廣泛聯絡中。伴隨侵略和壓力而來的外來觀念衝擊著中國社會，改變著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刺激了中國人的強烈的變革圖存意識和變革活動。外部世界的衝擊具有明顯的二元性質，一方面它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現代化的展開（以日本侵華破壞最劇），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現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國現代化因素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預和影響，決定了中國變革的反應模式和中國現代化的規模與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變革因素的民族主義，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為中國變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但狹隘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要求相背離，從而為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展開製造了無窮的困難。執政者對外部世界的挑戰作出反應時，世界觀只是一個方面的因素，它固然嚴重影響了執政者對外部知識的鑑別能力，但維護既得利益則是最重要的因素，統治者只有在變革無礙其統治的前提下才能對變革作出有限的反應，因此在更多的情況下，統治者為了儲存既得利益，慣於利用民族主義抗拒變革。
（3）近代以來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的問題上所形成的佔壓倒優勢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和選擇方式，嚴重阻礙了中國變革的全面展開，使得中國文化的重建難以實現，不能構成現代化的支援條件。雖然在西方世界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在19世紀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潰，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觀念的過程中，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和選擇方式的廣泛影響，儒家社會的基本核心仍儲存了下來。致使產生了新形勢下儒家傳統社會的變形形式：儒家核心加現代化外裝。在這種社會形態中，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結構仍然十分頑固。政治上的分權制衡與制度建設無從實現，市民社會和全面的市場經濟農以健康成長，排斥意見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獨斷性的意識形態仍表現出極大的生命力，作為這一切的必然結果，傳統中國人的國民性無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國從19世紀中葉走上變革之途，至20世紀上半葉，有幾次現代化的良好機遇。統一的中央權力機構為自下而上的變革提供了保障基礎，適時把握住這樣的機遇，把傳統的連續性和變革的突進性有機結合，進行結構性改革，社會變遷對社會帶來的衝擊將相對減小，社會也將在穩定與變革的互動狀態下，迅速發展。但是外部條件的險惡與內部條件的限制，破壞了這種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國的變革走出另一條途徑。然而中國現代化是一歷史趨勢，客觀要求中國人在不斷交化的形勢下為此目標作出新的選擇和探索。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結束了兩大統一政權之間動盪的過渡期，新中國的成立又一次為中國現代化的展開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