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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校對階段，我接觸到若干新材料，對書中的個別內容再次做了充實，於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全書最後定稿。
我寫這本書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實為依歸，在寫作過程中，始終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我以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數十年意識形態的解釋學早將當年那場事件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對各種重要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鑑別，再對之反覆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不反對對延安整風這一重大現象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且認為，這個工作極為重要，但是我又擔心過度解釋而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陳寅恪先生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滴水觀滄海”，因此在本書中，我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這也與我個人比較重視歷史的個案研究有關。
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