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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比較重視歷史的個案研究有關。
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眾所周知，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社部、中組部的檔案文獻，除少量披露外，絕大部分迄今仍未公開。一九九二年，我看到一位負責人在中央檔案館的講話，他說，鑑於蘇東鉅變的深刻的歷史教訓，應該加強對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他指出，中共檔案資料的保管，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我可以理解這位負責人的觀點，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卻為不能閱讀利用這些珍貴史料而感到無窮的遺憾。
由於這是一本站在民間立場的個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裡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專案的資助，我知道，即使申請也不會成功。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最後，我的遺憾是我應該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90年代後，莫斯科開禁歷史檔案，涉及四十年代蘇共與中共交往的文獻記錄也已開放。中國歷史學會的沈志華博士近年來為蒐集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並已將其中某些材料轉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訴我，蘇共與中共在延安整風期間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國，一時聯絡不上，這也使我深感遺憾。
伏案几載，每天神遊於當年的歷史景像之中，自然會對延安整風運動及其相關的史事與人物產生種種體會，這方面的體會與感受的絕大部分已化為書中的敘述，但是還有幾點需在此予以說明：
一、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創革命的年代。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域性觀二十年代後中共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
二、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正規化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已逐步走出過去那種懷疑一切，無情鬥爭的極左道路，但舊習慣思維的清理仍需長期努力。吾期盼舊時極左的“以我劃線”、權謀政治永不再來，國家從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書涵蓋面頗寬，涉及中國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對於本書所論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將其看成歷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惡偏見，主觀上力求客觀公允，“不虛美，不隱惡”。當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價值關懷，陳衡哲先生曾說過，“若僅縷述某人某國於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麼意思”，說的也是研究者的價值關懷問題，只是這種價值關懷不應妨害到敘述的中立和客觀。如果說本書敘述中有什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以後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裡，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寶貴的支援和鼓勵，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謹向他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上海師範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多年來一直關心我研究的進展，他還熱情的為本書的出版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在與許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學養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卓越見解總是使我深獲教益。
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教授和劉青峰教授。他們對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在本書定稿過程中，他們提出一些富有啟迪性的建議和意見，對於本書臻於學術規範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學歷史系顏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現旅居美國的賀軍先生表達我的感激，他們的友誼和支援，對於我一直是一個激勵。
我曾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問題研究院“華盛頓—南京辦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過多次關於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黨史問題的愉快的討論，他們的支援和鼓勵對於我的寫作是一種推動。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裡，我始終得到我過去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