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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期間，我讀了許多毛的內部講話和有關“兩條路線鬥爭”的資料，這些資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著大量的歪曲和謊言，然而它們還是激起了我強烈的興趣。結合文革中所發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願望，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風運動—這雖然是距那時以前幾十年的往事，但我還是隱約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與它有聯絡。在大字報和各種文革材料中，我難道不是經常讀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講話嗎：什麼“×××最壞，在寧都會議上，他想槍斃我”，“劉少奇在抗戰期間勾結王明反對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什麼“×××在延安審幹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對他控制使用”，還有“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裡，我雖然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卻不知填了多少表格，從小學、中學到工作單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會關係”欄內填寫老一套的內容。看看周圍的人，大家也一樣要填表。我工作單位的人事幹事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她說，這是黨的審幹的傳統，是從延安整風開始執行和推廣的，那麼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帶著這些疑問，1978年秋，我以歷史系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考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一九七九年後的中國大學教育開始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經歷了那幾年由思想解放運動而帶來的震撼並引發了更多的思考。在課堂上，我再次聽老師講延安整風運動，我也陸續看到一些談論“搶救”運動的材料，然而所有這些都在維持一個基本解釋：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一九七九年我還讀到周揚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將延安整風與五四運動、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謂之為“思想解放運動”。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毛的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為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甚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著述作註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當然我十分理解前輩學者的矛盾和苦衷，他們或被過去的極左搞怕了，或是因為年輕時受到的《聯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思想訓練太深，以至根本無法跳出官學的窠臼。
然而，我難以忘懷過去歲月留下的精神記憶，劉知幾雲，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我難以忘記一九七九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從那時起，我萌生一個願望，將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為此我開始蒐集資料。
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八十年代以後，中國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檔案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經過對多年蒐集、積累資料的反覆研究和體會，我頭腦中的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我開始發現散亂在各種零碎資料之間的有機聯絡。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我開始動筆，到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從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我的寫作速度慢了下來，一則日常教學工作十分繁重，牽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則我需要更廣泛地蒐集、閱讀各種資料。
一九九五年夏—一九九六年秋，我有機會去設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問題研究院作訪問學者，我在美國的研究題目與延安整風無關，但我仍利用在華盛頓的機會，在國會圖書館工作了一個月。但是很遺憾，國會圖書館中文部雖然收藏十分豐富，但是幾乎找不到有關延安整風的材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返國後，又重新開始寫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全書已經完成。我又用半年時間對書稿作了三次修改補充，於一九九八年底，全書殺青。一九九九年初交稿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