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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又去了省委辦公大樓，那裡正舉辦所謂“修正主義老爺腐朽生活”的展覽，那寬大的帶衛生間和休息室的書記辦公室，那嵌在舞廳天花板壁槽內的柔和燈光，以及用從緬甸進口的柚木製成的地板，無一不使我頭腦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參加這場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從各種書籍中所獲得的精神營養也使我不會去欣賞那些在革命名義下所幹的種種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個區文化館圖書室的借書證，因此我讀過不少中外文學，歷史讀物。至今我還記得，在恐怖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如何從母親的手中奪下她正準備燒掉的那套楊絳翻譯的勒薩日著的《吉爾？布拉斯》等十幾本書籍。在焚書烈火中被搶救下來的《吉爾？布拉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普希金詩選、《唐詩三百首》等給了我多少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飄忽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長江路南北貨商店牆上看到一張“特大喜訊”的大字報，上面赫然寫著葉劍英元帥最近的一次講話，他說，我們偉大領袖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頭腦轟地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了。我馬上去找我的好友賀軍— 他目前住在美國的波士頓，告訴他這個訊息，我們一致認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因為這違反科學常識。
從這時起，我在心裡悄悄地對毛澤東有了疑問。我知道在中國，一切都憑他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即使劉少奇，雖然《歷史決議》對他評價極高，雖然在文革前到處都能看到毛、劉並列的領袖標準像，雖然劉少奇夫婦訪問東南亞是何等的熱烈和風光，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喜歡，劉少奇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邊發生的一些事，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小巷的破矮平房裡，住著與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對姐弟和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在街道煤球廠砸煤基（蜂窩煤）。因為不能忍受歧視和侮辱，這位母親竟失去控制，將毛主席的畫像撕碎並呼喊“反動口號”，結果在一九七Ｏ年南京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斃。召開公判大會那一天，我的中學將所有學生拉到路邊，觀看行刑車隊透過，美其名曰“接受教育”，這姐弟兩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親眼目睹他們的母親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車隊透過後，學校革委會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組討論，於是所有同學都表態擁護“鎮壓反革命”—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對毛產生了看法。我知道這些看法絕不能和任何人講，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講，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歲月裡，沒有希望，沒有綠色，除了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賀軍，差不多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小心翼翼，絕不敢議論毛澤東），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線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學留守處，這個中學已被勒令搬至農村，所有被封存的圖書都堆放在留守處的大倉庫裡，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東人，年青時被國民黨拉去當兵，被解放軍俘虜後成為“解放”戰士）。至今我仍感激這位老先生，是他允許我每週進一次倉庫借一旅行袋的書，下週依時交換。正是在那裡，我翻檢到一九五八年的《文藝報》的《再批判》專輯，因而我第一次讀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那幾年，我從這個倉庫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學和歷史書籍，至今還記得，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葉集》、葉聖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就是在那個時候讀的。一九七一年後南京圖書館區域性恢復開放，我又在每個休息日去那裡讀《魯迅全集》，將包括魯迅譯著在內的舊版《魯迅全集》全部通讀了一遍。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文主義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國內的政治局勢更加險惡，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憤恨江青的專橫，在一九七五年從其位於南京市衛巷家中的閣樓上跳下自殺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組老太太的監視，只要家裡來一外人，她就站在門口探頭探腦，東張西望。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與好友賀軍坐在長江路人行道的路邊，我背誦了魯迅的話：“地下火在執行，岩漿在奔突……”（一九九五年八月底，我與賀軍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園坐了半天，我們共同回憶起往昔歲月，我們都談到一九七六年夏在長江路邊的那次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