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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革命者，一個老共產黨員，楊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難忘的人，他留下的這部《日記》，以及現在暫未發表，將來可能問世的文字，將長久被後人所研究和咀嚼。
15。高華：我為什麼研究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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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我為什麼研究延安整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一書的後記
這本書從醞釀到寫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八十年代初，我產生了寫這本書的念頭，但促使我對延安整風這一事件萌發興趣則是在更久遠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觸到“延安整風”這個詞是在文革爆發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記得有一位前輩學者曾說過，舊中國黑暗的現實，使中國的青少年比歐美國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趨於早熟。我想說的是不僅在舊中國情況如此，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情況亦是這樣。新中國層出不窮的政治鬥爭及其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使我不幸地過早地關注起自己不應該去關心的事情。
我讀書啟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個政治意識畸形發展的年代。從一九六三年初開始，我對母親訂閱的《參考訊息》發生了興趣，經常躲著她偷偷閱讀。我也從那時起，養成了每天讀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的習慣。可是我對那時的社會狀況並不清楚—應該說，除了雷鋒、革命先烈、越南、紅軍長征的故事，那時我的頭腦中並沒有任何其他東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我愈來愈注意《參考訊息》和報紙上刊載的有關中蘇兩黨論戰的報道。一九六四年春夏之間，我從《人民日報》上看到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二月全會上作的“反華報告”，第一次看到對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 這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震動（這份報告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以後我長期保留這份《人民日報》）。我開始思考蘇斯洛夫報告中所論及的一些詞彙：毛澤東是“左傾冒險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唯意志論”等等（七十年代，我從內部讀物才知道，蘇斯洛夫是一個頑固的教條主義者。近年出版的俄羅斯資料透露，一九六四年蘇共黨內的革新勢力利用與中共的論戰，削弱了斯大林主義者在蘇聯的陣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勢力復辟的勢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保守的蘇斯洛夫才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作了這個報告）。對於這些話，當時我似懂非懂。我聯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幾年前那些飢餓的日子，我隨母親去南京郊外的勞改農場去探望因“右派”問題而被下放勞動的父親，一九六三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語學校錄取，卻因政審不透過而被拒之門外— 我對當時的政策居然產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連小學也講起“階級路線”，我因出身問題越來越感到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迎來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學校的號召下，我通讀了《毛選》1至4卷，我多次閱讀了收入《毛選》中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毛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於是我知道了“整風運動”這個詞。
緊接著文革爆發，我從每天讀的《新華日報》上發現，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北京召開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群眾大會上不見了彭真的名字，接下來我就讀小學的一些幹部子弟（我的小學鄰近南京軍區後勤部家屬大院和《新華日報》社家屬區），手拎紅白相間的的體操棒在操場上毆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歲的余姓美術教師，校長兼支部書記則裝著什麼也沒看見。
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紅色恐怖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衝擊，有一天，我無意中父母的談話，父親說，這一次可能躲不過去了，再不跑，可能會被活活打死。父親終於離家出逃，躲在山東農村老家那些純樸的鄉親中避難，不久，我家附近到處貼滿了父親單位捉拿他的“通緝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幾何時，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揮揪鬥“死老虎”的當權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馬，“周揚四條漢子”、“彭羅陸楊”、“劉鄧陶”像走馬燈似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頂頂皇冠落地”！從那時起，我就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報紙上的“排名學”。一九六七年初，在南京大學的操場上，我親眼看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被批鬥，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學的校長還是滿口“江政委”喚個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