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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歷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只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透過的檔案，無任何置喙的餘地。6月1日，又是在劉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並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請示是否向大專院校派出工作隊？然而，毛說話卻模稜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劉少奇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多年來，經常也是這樣；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麼；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裡，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週向在外地的毛書面彙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歷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箇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據跟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檔案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象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一反常態，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形跡隱密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註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毛寫這首詩正是在他發動文革的關鍵時刻，今天我要談的“文革的發動”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方面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於追回，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說第一個因素，毛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麼？在毛的五十年代後期以來的言論中，特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這就是一個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高昂理想主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擺脫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麼方法來實現這一偉大的理想目標呢？用毛的兩個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階級鬥爭和“鬥私批修”——為了實現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進行持續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就是不斷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就是不斷清除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大風大浪中培養無產階級新人，而鬥爭的主要物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後期越來越激進，到六十年代進而發展到，把1949年後接受新中國教育，已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也看成資產階級，甚至更加極端，把那些很早就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高階幹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綱領性檔案《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都重點強調文革的打擊目標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充分表達了毛的這個基本思路。
毛對市場的排斥，是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一致的；毛對“走資派”的看法則是一個創造，但以後在這個問題上，毛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先認為“走資派”屬於“敵我矛盾”，到1968年後改稱為“犯了走資派錯誤”；毛對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的判斷，則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劃分階級的依據是根據財產佔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據思想意識。1966年文革爆發，毛將紅衛兵給北京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