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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關心和幫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對我幫助尤大，他不僅幫我用電腦輸入文字，還與我分享了討論的樂趣，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我也向本書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編者表示我的謝意，我雖然在引述文字時都做有詳細的註釋，但沒有他們提供的資料基礎，我要完成這本書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書的編輯鄭會欣博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鄭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務，但是他還是撥冗為本書做了許多瑣細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對本書的出版有重要的幫助。
一九九八年夏秋之際，我有機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訪問研究，在“大學服務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在這個收藏豐富的史料中心，我為本書補充了若干新的資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學服務中心”表示謝意。
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的老師們多年來在圖書資料方面給了我許多幫助，對他們的友好、善意和敬業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妻子劉韶洪和兒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餘，承擔了大量的家務，使我可以專心致志進行研究，她還為書稿作了一部分的電腦輸入工作。為了寫作這本書，許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遊玩，也不能與孩子經常討論他的功課，沒有他們的支援、幫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書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九九九年六月於南京大學
16。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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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這個微妙敏感的時刻，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階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古曰：“詩言志”，作為二十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報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今天我將從歷史的角度來談毛的這首詩所透露出的豐富的意涵，我給自己的要求是：1，所談的都要有歷史資料的依據，併兼顧到資料的平衡性，2，儘量做到客觀，中立，當然研究者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價值傾向，但要有所剋制。
我先簡單說一下這首詩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援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佈北京新市委成立的訊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盪，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佈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臺。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依照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只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同志都對這場來勢兇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等必須承擔起指導運動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麼會知道。很快，謎底終於揭開，這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