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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遼寧省委照顧幹部的方法是，安排他們輪流“住在賓館，看看馬列主義的書，同時改善伙食。”＇59＇對農村縣社基層幹部的補助水平，則遠遜於大城市。一些省地市縣經常以開會為由，讓縣社一級幹部在縣食堂補餐，“進城開會期間，三兩天有一頓豬肉，開四五天會，可吃兩次肉……幾天不吃藥，腫就消了”，因而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最盼的就是到縣上開會”。＇60＇由於幹部進城開會，吃住在縣城，農民根本不知幹部進城開會補養身體的事。
以常理觀之，領導層用制度的方式對17級以上幹部實施照顧，是希望他們努力工作，更好地“帶領群眾抗災救災，恢復生產”。但部分地區卻更熱衷於藉著 “照顧17級”的東風，將這個門縫越擠越大。據有關資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個專區，大大突破“照顧17級”的範圍，規定17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供應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雞蛋0。5…2斤，紙菸2條，下水2…3斤，水產3…5斤，粉條 3…5斤，豆腐3…5斤。豐南縣還別出心裁地將該縣200餘名負責幹部分劃為“三等九級”。縣委書記處書記一級，平均每月吃掉雞、鴨、豬羊肉40多斤，而縣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則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級以上幹部雖然較群眾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畢竟表明現在已經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國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糧食定量標準。第二年初，雖然還有消極現象——僅河南商丘、開封、新鄉、安陽、信陽6個專區外流饑民就達到了32萬，＇62＇但全國經濟形勢已出現好轉跡象。以浮腫病現象為例，1962年初江蘇省浮腫病人達到39。3萬人，雖比1961年底增加了8萬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減少了許多＇63＇。伴隨經濟的逐步恢復，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應也相應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領域。
促使糧食供應好轉的關鍵因素並不是“糧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別於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復農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決定，以及從1961年初從國外大量進口的糧食。據統計，僅1961年就從國外買進糧食500萬噸，1962年又進口300萬噸。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緩解糧食危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國慶節，全國各大城市的節日供應已明顯好轉。從9月25日至10月2日，僅北京市場就銷售了脫銷兩年多的雞鴨30萬隻。在此期間，北京市民每人供應鮮肉3兩（平時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應2兩，多為凍肉），全市居民共購買了160萬斤鮮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飯莊又重新紅火了起來。“沙鍋居”恢復了燒、燎、白煮等32個品種。門框衚衕的爆肚腸、豆腐腦白，菜市口的羊頭肉，“金生隆”的豆腐腦、炸丸頭都恢復了供應。高收入者喜愛光顧的“月生齋”的醬牛肉，“普天樓”的扒雞、叉燒、燒肉，“福玉樓”的醬豬肉也已敞開供應。
然而，美食雖好，卻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頤之時，北京市的一些底層群眾卻買不起節日計劃憑票供應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時難得一見的副食品滯銷。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場投放了80萬隻雞鴨，可保證每戶居民購買一隻，但到了10月2日，僅銷售了30萬隻。＇65＇
但不管如何，幾年特大經濟困難，終於“盡力設法混過去了”，＇66＇領導層最擔心的情況總算沒有發生：幾年間，儘管“糧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沒有出大問題，沒有出‘皇帝’”（宋任窮語）。＇67＇全國城市的代食品的噩夢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結束。
綜上所述，在大饑荒降臨之際，發起“糧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廣運動實乃迫不得已之舉。中國曆代政府對於饑荒問題都有一套應對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報災、勘災制度，朝庭透過放糧、免徵、出貸、移民就粟、以工代賑等減輕百姓痛苦。＇68＇建國後，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災、救災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績，但1958年的大躍進和接踵發動的反右傾運動破壞了報災、救災機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後果。
1960年下半年後，當國者逐漸面對現實，卻苦於已無糧食可用於賑災，遂運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全面發起代食品運動，顯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這艱難的幾年裡，絕大多數幹部也能做到與群眾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民的剋制和犧牲，並沒有使最高當國者有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