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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教育定性為進行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員的手段，堅決拒絕五四後興起的「教育獨立」的思想，同時也否定學校作為傳授知識單位而單獨存在的觀點。主張學校不是簡單傳授知識的讀書機關，而要成為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者＇2＇，「教育工作應該為戰爭與進行廣泛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教育服務的觀點出發，教育為著戰爭……用教育工作幫助戰爭的動員」，為此，黨和蘇維埃政權要求一切教材要帶政治鼓動性＇3＇，以此「去提高廣大工人與勞動群眾的階級覺悟」＇4＇。在教育物件方面，也摒棄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內容，強調教育主要面對廣大的勞苦大眾，規定實行工農階級教育優先的政策，地富子弟雖可進入小學學習，但嚴格禁止廠主、地主、富農子弟升入初中＇5＇。從階級論教育觀出發，各級蘇維埃政權對教師也有特別的政治要求，禁止農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從事教書工作＇6＇，乃是因為“學究學生”無法在新形勢下扮演政治宣傳者和鼓動者的角色。
瑞金時代教育方針及其實踐的最顯著特色是它的階級性和群眾性，這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個蘇區的教育工作中，無論是幹部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無處不滲透著強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頒發《識字班工作》訓令，動員廣泛展開蘇區掃盲工作，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隨即擬定統一生字，要求在3個月迅速推行突擊掃盲任務。在所頒佈的3級生字表中，兼顧了政治教育與生活實用原則：第一級生詞共27句，均為日常生活和勞動用語；第二級生詞30句，計有政治詞彙19句，第三級生詞29句，政治詞彙達到14句，在總數86句生詞中，政治宣傳詞語竟有33句＇7＇，佔總語彙比重的約40％。中共重視群眾教育獲得了很大的成果，據毛澤東在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報告稱，在中央蘇區內的江西、福建、粵贛三省中共有補習夜校6，462所，學生94，517人，有識字組32，388組，組員15萬3千餘人，婦女中的文盲數目得到減少，參加興國縣夜校學習的婦女佔了總學習人數的69％，而興國縣識字組的婦女比例高達60％＇8＇。
十分明顯，若從大的背景觀察，瑞金時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針與實踐是與五四教育的總體精神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的，但是若仔細辨別，在瑞金時代黨的教育理念與實踐的背後，仍然潛藏著一條與五四教育溝通的渠道。在中央蘇區的社會教育系統，許多措施與五四後興起的平民教育、職業教育思潮並無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黨在瑞金時代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需要對原有的教育方針進行了修改補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針，這就是：教育為抗日戰爭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從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時期教育方針與瑞金時代並無大的區別，黨仍然強調教育的政治鼓動功能，和教育為生產勞動服務的功能，但是，這個口號在實際貫徹中已出現了相當的彈性，顯示了中共教育方針已發生了若干重要的變化。
延安時期各抗日根據地教育的內容有了新的擴大，在堅持階級論教育觀的同時，國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與國內主流教育的思潮發生了聯絡。
在教育物件方面，雖然繼續強調教育為工農大眾服務，但已宣佈地主、富農子弟也可入學的新政策。
對於教師的政治思想和階級成份的要求也出現了鬆動，陝甘寧邊區政府宣佈只要擁護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繼續教學，各根據地也不像瑞金時代那樣，強令關閉一切私塾、舊學，而是允許予以保留。
上述這些變化顯示了抗戰時期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採取了新的態度。延安教育雖然繼承了瑞金時代的傳統，繼續堅持「教育隨所有權走」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觀，但對五四教育遺產中的平民教育，勞動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思潮採取了歡迎和接納的態度，換言之，到了延安時期，黨對五四教育遺產終於有了明確的選擇。
抗戰階段，各抗日根據地所面臨的環境對選擇五四教育遺產有重要影響。中共摒棄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義內容，除了有其意識形態的考慮外，還因陝甘寧邊區和其它根據地基本不具備創辦正規教育的條件。據邊區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報告，在1936年以前邊區150萬人口中識字人數僅佔全體人員1％，某些縣，如華池縣，識字率僅佔兩百分之一。全邊區只有120個小學。中學生屈指可數，社會教育則絕無僅有＇9＇。除此之外，邊區物質條件極其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