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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下手持兵符，繼而掌握黨權，復而爭奪意識形態解釋權，再圖實現意識形態解釋權之擴張，軍權和黨權之再鞏固，最後達到集領袖 與導師於一身—— 〃君師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實現毛澤東目標的日子已經迫近，毛己成為不可動搖的中共第一號領袖， 現在毛不僅是軍事家、政治家，也開始成為黨的理論家。儘管毛澤東還未獲有中共總書記或黨主席的正式頭銜，王明等還端坐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臺上，但是〃 堅冰已經打破〃；包圍圈正在緊縮，一場徹底改造全黨——從組織結構到精神氣質，從語言到思維方式——的大風暴，延安整風運動已經來臨！
7。中共從“五四”教育遺產中吸取了什麼
——延安教育的價值及其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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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教育方針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時期，本文所稱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戰階段中共在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據地內所推行的教育方針及其實踐。延安時期產生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決定了新中國教育的性質和麵貌，並由此影響了幾代人的思維、知識結構和行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環境下產生的，同樣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響。對於這方面的情況，以往論者較少關注，本文試圖探討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中共從五四教育遺產中選擇了什麼？延安時期革命意識形態在選擇五四遺產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延安創造的新教育的性質是什麼？延安教育有哪些價值和侷限？
一、延安時期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的態度
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中國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並陸續開闢了幾大塊比較固定的戰略根據地，在新的形勢下，黨在陝甘寧邊區和其它根據地開始大規模興辦教育，因而立即面臨著對過往教育方針的調整問題。
從階級論的角度出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前的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對五四教育遺產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論家楊賢江、錢亦石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教育的性質和作用，他們認為，教育屬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教育權跟著所有權走」，「教育成為支配階級的工具」，從而主張無產階級必須奪回教育的領導權，讓教育成為“被支配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1＇。
基於這種認識，左翼理論家不僅認定五四後占主導地位的新教育是親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職業教育也一概視為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教育主張，一併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後，中共從蘇俄接受和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間，黨在江西中央蘇區和其它蘇區，參照蘇俄經驗，相繼建立起蘇區的共產主義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針是教育為革命戰爭服務，教育面對工農勞苦大眾，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為了落實這個教育方針，中央蘇區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長，各基層政權機構也都設立了主管教育的機構，儘管處於緊張的戰爭環境下，中央蘇區和其它蘇區還是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實驗活動。
瑞金時代所興辦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類教育。黨從現實政治鬥爭和革命動員的需要出發，首次在中國將教育分成三種型別：第一類為提高幹部政治和軍事、業務素質的幹部教育系統；第二類為培養青少年而建立的傳授政治和文化知識的普通學校教育系統；第三類為針對廣大勞苦群眾而開展政治動員和掃除文盲的社會教育系統。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這三類教育都得到長足的發展。在幹部教育系統，建立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因被指控參加了廣州暴動而被國民黨政府殺害），以及其它各類軍政幹部學校和訓練班；在普通教育系統，有列寧高階師範學校和各縣、區、鄉、村近萬個列寧小學；在社會教育系統，從中央到蘇區各省、縣、區、鄉都建立了掃除文盲的組織機構，在中央一級成立「消滅文盲協會臨時中央幹事總會」，各縣、區、鄉則普遍建立「消滅文盲協會」，在農村中廣泛開辦了夜校，半日學校和識字班。
瑞金時代中央蘇區和其它蘇區的教育完全體現了共產黨的階級論教育觀的基本特色。黨和蘇維埃政權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