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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嚴重缺乏師資，也給發展邊區教育事業帶來極大的困難。經過幾年的文教建設，邊區教育有了較大的進步。1937年建立了魯迅師範，1938年又建立了邊區師範，至1941年全邊區共有中等師範7所，小學也發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學生，邊區還興辦了5，843個識字組，吸收39，983人掃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總人口的93…95％＇10＇。儘管邊區教育已有進步，但總體落後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如此情況根本不允許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脫離現實去和國統區的正規教育接軌，只能轉而尋求在現有基礎上對教育狀況進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於這種現實，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勞動教育的價值和意義才顯現了出來，那個時候在人們的眼中，這類教育思潮雖有缺點，但略加改造和轉換，還是可以為邊區教育服務的。
中共從邊區文化落後，文盲眾多，師資力量缺乏的實際出發，全面否定國統區占主導地位的新教育，卻又歡迎、接納平民教育、職業教育的思潮，是與其一貫的階級論教育觀相符合的。由此，黨在延安階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識形態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儘管大的環境已改變，階級論的教育觀的實質卻未發生真正的變化。
二、意識形態對選擇五四教育遺產的支配作用
黨的意識形態在抗戰期間發生重大變化，反映在教育理論方面，即從工農性質共產主義教育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所謂新民主主義教育，即中共領導的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為革命戰爭服務，強調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與中央蘇區時代所奉行的共產主義教育相比較，新民主主義教育已被賦予了較多的中國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