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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向莫斯科傳遞一個明確的資訊：中共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共堅決與民族主義劃清界限。而在那個時代，忠實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是忠實於蘇聯和斯大林的代名詞。
毛的這番舉動是符合現實政治邏輯的，卻與其思想邏輯並不一致，因為就在這前幾年，毛在延安領導開展了一場以肅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為目標的思想和組織重建的工程。在那幾年，毛並不那麼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黨刷清了積存多年的蘇聯崇拜情結，並把黨內的“國際主義”代表人物趕下了臺。但是，1948年的情況已大不同於1942…1945年，現在中共正急需爭取蘇聯的支援，尤其在東北。
與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將感情與理智完全分開的人，這一點並不像他在1959年廬山和彭德懷等人談話時所稱的那樣，他是感情與理智相統一者。正因毛有這種政治風格，以至外界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還誤以為毛是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佈開除南斯拉夫的時候，中國的第三大黨──民主同盟的領袖張瀾老先生竟然也對此作出了反應。張瀾在接受西方記者訪談時表示，希望毛澤東也做鐵托。張瀾還請即將前往解放區的馬寅初代轉幾句話：共產主義外，還要加一點民族主義，“共”字上必須有一個“中”，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共。
美國人呢？他們當然對毛的複雜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戰的大格局下，美國人還是情不自禁將毛劃到了蘇聯陣營一邊。深諳中國文化的美國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誡民盟的羅隆基和葉篤義說：中共是國際主義，你們應保留中國的愛國主義。
從以後的事實看，毛澤東對張瀾老先生的拳拳愛國心還是領情的，毛並沒有因張瀾說的這番話就將其打成“反蘇分子”，相反，一直對張瀾禮遇有加。對於司徒雷登，毛就沒有那麼客氣了，毛不僅寫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還旗幟鮮明地宣佈新中國就是要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國策。司徒雷登雖然在華幾十年，還長期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卻不能真正明白毛──毛畢竟不是王明，不是那麼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蘇聯人稱為是“國際主義者”的王明等人在對蘇聯的態度上，始終是感情與理智相統一者，說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蘇區，確實是全面、真誠地貫徹了全盤俄化的路線。蘇區有列寧師範、列寧小學，各單位還辟有宣傳鼓動欄──列寧角；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紅軍系統有少共國際師和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參加廣州暴動而犧牲的蘇聯駐穗副領事）；在文化系統，有蘇維埃劇團，即藍衫劇團（十月革命後蘇聯工人業餘劇團）；在肅反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青年系統，不僅有共青團，還有“皮安尼爾”──少年先鋒隊，凡年滿16至19歲的紅色青少年，皆可申請加入“皮安尼爾”。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表黨領導蘇區的青少年工作，從共青團到“皮安尼爾”，再到共產兒童團。中央蘇區還經常召開群眾大會，有時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有時紀念蘇聯紅軍節，凡開大會皆要成立主席團，甚至“皮安尼爾”開會，也要花不少時間選出會議主席團。在重要會議上，被選入主席團的經常還有外國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潛、臺爾曼、高爾基。那是一個國際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年代，從紅色的莫斯科到紅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紅線連線著，中央蘇區的話語系統和制度框架與莫斯科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在偏僻貧困的贛南和閩西，真像是又一個蘇式社會的翻版。
毛澤東受不了這些，毛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那以後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條不紊地對中央蘇區那一套話語系統和制度框架進行了轉換。當然舊的一套退出歷史舞臺需要一個過程，1939年延安舉行了中國女子大學的隆重的開學典禮，校長王明還是抑止不住要宣洩他滿頭腦的蘇俄崇拜的情愫。大會會場正中雖高懸毛澤東的畫像，卻又模仿蘇聯，在毛像的左右掛起了王明、朱德、周恩來、博古、劉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畫像。王明身為女大校長，總忘不了國際共運那些女革命家，於是校門兩邊的牆上又懸掛起蔡特金、伊巴露麗、克魯普斯卡婭的肖像……一時間，似乎又有些瑞金時代的氣氛了。
但是，時光畢竟不會倒轉。當毛有力量以後，他就絕不願聽到什麼“皮安尼爾”。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早已改名為中央黨校，不久，延安的馬列學院易名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國家政治保衛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