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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完全俄化的名稱，也被改為中央社會部和邊區保安處，甚至延安的託兒所也名之為“洛杉磯託兒所”，卻不叫“莫斯科託兒所”，至於“皮安尼爾”，則早已不復存在，邊區有的只是兒童團。然而，毛澤東對洋名詞也並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留了“布林什維克”這個詞語。一來這個詞流傳甚廣，早已深入人心；二來這個詞也並非王明一人就能壟斷，毛澤東也可以使用，於是，這個詞的壽命比較長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漸退出流行政治語彚，與此相聯絡，“布禮”（布林什維克的敬禮）也讓位給了“革命的敬禮”。（記得20年前，王蒙曾寫有一篇名曰《布禮》的小說，相信王蒙對這個詞的演變史亦有相當的瞭解）。
1942年後，毛澤東已完全獲得了意識形態解釋權，就在蘇聯駐延安觀察員的眼皮底下，毛與劉少奇聯手，將“孟什維克”的帽子給王明等戴上，黨內一些原“國際主義者”也紛紛與王明劃清界限，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在這個階段，毛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給毛髮來密電，告誡、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樣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畢竟是毛，他心裡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預中共黨內的事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共都應與莫斯科搞好關係，於是，毛人前人後都對斯大林表現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給壞人王明也選好了婆家，宣佈王明的後臺是斯大林的敵人布哈林！在那個年代，全黨上下，除了個別人，誰都不知道毛對斯大林的真實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語言將他內心的想法表達出來，公開的話仍是“聯共黨史是共產主義的百科全書”一類。被毛唾棄的王明只能滿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窯洞裡，遙想著莫斯科克林姆林宮的紅星，獨自吟唱著《莫斯科頌》。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才真正與蘇聯打起了交道，地點就在東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當時的實力，要想佔住東北，並進而取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得到已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的理解和支援。對於這一點，毛從未含糊過。雖然他多年來一再告誡全黨一切應該自力更生，但毛實在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援，即使蘇聯在很長時間內對中共並無具體援助，毛仍不怨不惱，並不時向蘇聯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蘇日簽訂中立條約，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後，延安派往東北、華北的地下工作人員間或也與蘇軍情報組合作。澆灌多時，終有花開一日，1945年8月，蘇軍攻入東北，客觀上為中共在東北的發展提供了機會，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機會，八路軍才能馬不停蹄搶先進入東北，佔領了各戰略要點。
斯大林雖然對毛澤東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滿，但中共畢竟是一家人，蘇聯紅軍打進東北後，當然要找八路軍。1945年9月，蘇聯紅軍大校駕機飛往延安，主動與中共方面聯絡，以後又對開進東北的八路軍多方照顧。但是蘇聯受到中蘇條約的限制，在美國和國民黨的壓力下，最後還是逼迫中共軍政機關退出瀋陽等大城市，八路軍不少領導幹部雖然不高興，卻也毫無辦法，於是一直退到哈爾濱，隔著松花江，與國民黨軍對峙著。但是毛心裡明白，八路軍佔著哈爾濱，事實上仍是沾了蘇聯的光，因為得到美國支援的國民黨軍隊再往前開，就要鑽到蘇聯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的。
蘇軍自以為有恩於中共，傲慢無禮，在與中共同志交往中，無時不流露一副大國主義的派頭，其士兵在東北軍紀敗壞、胡作非為，激起百姓強烈不滿。蘇軍且把大批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搬遷至蘇聯，國民黨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蘇大遊行，也乘機攻擊中共，在這種形勢下，毛別無選擇，只能反擊國民黨的“反蘇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絕不會糊塗。1945年“8。15”後，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高階幹部盧冬生被蘇軍士兵無辜槍殺，毛只當不知道。但是有人卻沉不住氣了。東北漢子蕭軍雖非黨員，卻也是從延安來的老幹部，黨出資讓他在哈爾濱辦了一份《文化報》，蕭軍在《文化報》上熱情宣傳黨的政策，即便對當時引起東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蘇軍軍紀敗壞問題也總是委婉地予以解釋。但蕭軍確實不贊成“無條件地擁護蘇聯”，他試圖把俄國人分成兩類，即“真正的蘇聯人民”和犯有罪惡行為的俄國人。於是蘇聯人不高興了，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迅速組織對蕭軍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報》終於被迫停刊，蕭軍也被打發到煤礦辦俱樂部去了。
劉芝明的頂頭上司東北局宣傳部長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