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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毛批評蘇聯東歐國家出現了“特權階層”是完全符合實際的，而指責毛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跟著蘇聯跑的東歐國家的多數領導人，以及不跟蘇聯跑的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他們都是一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階禮品的特權分子。在蘇聯東歐國家，幹部的權力來自上級機關的任免，工人和群眾沒有監督權和罷免權，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確實早已形成一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毛主席希望中國避免蘇聯出現的情況，主觀願望是好的。他認為幹部的變壞是下面幾個原因：1，本來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即所謂“階級異己分子”；2，好人成了“蛻化變質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資產階級用“美人計”和幾斤肉，幾瓶好酒，幾條好煙等拉下了水；3，脫離群眾，脫離勞動所造成。而解決的辦法是：1，幹部參加勞動，2，加強思想學習，3，間隔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清洗幹部隊伍。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卻是長期預設“反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這個規則的，這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鐵的邏輯，給全國人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變了，是什麼原因使他改變的呢？可能毛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幹群關係表面好像沒有問題，但矛盾在增長，蘇聯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同樣也存在。1962年初，大饑荒帶來的破壞還沒有恢復，全國人民都在節衣縮食，中央佈署給17級以上幹部提供副食品補助，廣大幹部都感謝劉主席，劉被認為是愛護幹部的，而許多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毛做了一些努力來“縮小三大差別”，例如：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階幹部降低工資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援“群眾的首創精神”，但從以後的大量事實看，毛的反官僚主義，支援群眾“大民主”的思想和行為又是充滿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援群眾造反，但沒過兩年，就在群眾中“清理階級隊伍”，大抓“五一六”；對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絕不容忍，“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紅衛兵的“捉鬼戰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文革中的社論語言：“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意識的強制性質。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養無產階級新人，鼓勵“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舊”，“建立新文化”卻是以禁絕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壞的形式出現的。用國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樣板戲”，實際上是“假大空”氾濫，文壇一片肅殺，“文藝革命”的後面其實是文化專制主義和矇昧主義。毛喜愛傳統戲曲，有關部門在文革時期秘密組織著名演員為毛排演“摺子戲”，再予以錄影，送北京給毛欣賞。江青也利用特權欣賞“封資修”。文革期間，全國城市職工，包括幹部，都沒有調整工資，只有江青例外，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3，為了標明和“劉少奇路線”的區別，毛大力支援“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廠管理中的“管、卡、壓”，“下放科室人員”，大辦“七二一工人大學”，主張“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這些都反映了毛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工農兵上大學是好事，但在這個好事的背後是對其它群體關起了大學之門，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後期，毛甚至對一些人利用幹部資源“走後門”讀大學表示理解和支援，毛的那句名言：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從後門進來不一定是壞人，從字面上解釋，這句話並不錯，卻使早已習慣於毛氏“二分法”的許多群眾大惑不解。在文革中農村教育和合作醫療都有一定發展，對農民有所幫助，這些應予肯定，但是農村中小學的發展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出現沒有對城鄉二元結構有任何觸及，更沒有解決農村的核心問題：農民的溫飽和生活長期貧困的問題。
曾經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