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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佔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田紀雲回憶到：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或一區一社，以生產隊（自然村）為單位，集體吃飯，打鐘上工，敲鑼下工。一年四季，何時下種，種什麼，何時收割，怎樣收割，一切聽從公社指揮。那個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也就沒有了生產的積極性。勞動時社員們像一把扇面，一字排開，一小時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時，實際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