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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佔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繼而毛表現出對“官僚體制”的極大的厭惡，他提出“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嚴厲指責“城市老爺衛生部”；“帝王將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毛的這些激憤之詞不僅是對當時黨內外形勢的一種過份反映，也流露出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的強烈不滿，嚴格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在上級默許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農村中一度出現的商品流通現象（所謂“長途販運”，“投機倒把”）是使農民活命的非常之舉，劉少奇等並非有意和毛對抗，劉等對農民讓步，實屬不得已而為之；至於城市裡的資本主義復辟，更是子虛烏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劉等才對知識分子、原工商界人士採取相對溫和的政策，並讓一些古裝戲重上舞臺，批准放映一些香港左派電影和少量外國“進步電影”，從而使多年緊張的社會空氣有所舒緩。
然而，毛在六十年代對“官僚體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觸及到新中國建立後體制上的某些弊端，這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幹群矛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建成了歷史上最完密的自上而下的國家管理體制，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幹部官員隊伍。部分幹部欺壓群眾，利用特權，多吃多沾，進而貪汙腐化，引致群眾強烈的不滿，這種情況歷來如此，中央雖三令五申，也用“學習”，“整黨”的方式予以解決，但一陣風過去，依然如故。劉少奇1964年指導四清，把打擊重點放在基層幹部，本意也是想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毛看到了官僚特權的弊端問題，1964年他提到“高薪階層”和“工人貴族”的概念，但從歷史事實看，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工人貴族”。據上海總工會的統計：上海全民所有制職工的月平均工資：1952：65。18元，1957年：71。56元，1965年：69。58元，1966年，66。53元，1967年：57。16元。在1961—1965年：月工資在40………60元的，佔職工總數的：89。69，月工資在71……80元的，佔0。48；在81……90元僅佔0。07。這個數字除去上海地區工資差別的因素外，比當時的一般基層幹部的收入，包括一般知識分子的收入都高一些，（南京地區的大學本科畢業生轉正後的月工資是53。40元）和農民相比當然很高，但是在那個年代，工人和農民的收入不是一個概念。
被毛批評的“高薪階層”確實存在，高薪者主要是黨和軍隊中的高階幹部，民族資產階級，少數名演員和少數高階知識分子。資料顯示：1957年的少將月薪是350元；軍隊正營幹部月薪是145元；1956年16級幹部月薪110元，17級幹部月薪94元。除了軍隊中高階幹部和地方13級以上高幹的工資較高外，地方一般中級幹部的工資和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的差距相差兩倍左右。1956年一級教授月薪為345元（南京：333元），但全國只有56個一級教授。
在大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絕不允許談論這些問題的，尤其不允許進行工農收入的比較。廣大農民看病難，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此相對照的是等級嚴格的幹部保健制度，這種醫療保建制度由來以久，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是過去毛未曾嚴厲批評。六十年代初他注意到“高薪階層”的問題，在這前後他更注意到“幹部生活特殊化”的問題，這對他是一個飛躍，可是用階級鬥爭的概念來解釋這些現象是不準確的，因為那些高薪者並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義者”或“官老爺”，最多就是貪圖舒服，在群眾面前擺威風，欺壓群眾，欺上瞞下，這是一種特權行為。毛批評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說到底，特權行為是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共產主義原則相違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實味在延安就批評過這種現象，卻被認為是“反黨”；1957年，一些知識分子和群眾又提出這個問題，被指責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群關係”，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中國，在蘇聯，批評幹部特權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過去托洛茨基解釋這是“工人國家蛻化”；以後南斯拉夫的傑拉斯（即舊譯德熱拉斯）說，這是“新階級”，蘇聯人罵傑拉斯是“修正主義者”，中國也罵他反動。故而蘇聯看到六十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應該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