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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疚感，他們在非常困難的形勢下，承擔大量繁重的具體工作，努力恢復常規，秩序，挽救國民經濟，把毛搞大躍進的一套（用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方式搞建設）束之高閣，或悄悄做了轉換。劉少奇等還對內調整階級關係，安撫知識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平反，並著手準備給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別”；對外希望緩和和蘇聯的緊張關係，調整和周邊國家的關係，減少過量的對外援助；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的領袖威信，對特大困難的解釋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記得當時小學老師說，豬肉是給蘇聯還債了）；劉宣佈，大躍進不搞，但保留“三面紅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懷等四個人不平反，劉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寫的信沒問題，彭的問題是“裡通外國”。
劉少奇本是想為毛開脫，當然也是為他自己開脫，卻把問題搞的曲曲彎彎，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氣壯。劉少奇可能以為毛是會領他這份情的，誰知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毛對劉很是不滿，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因為在毛看來，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最多再加上一個“沒有經驗”。毛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右傾分子”不能一風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堅信他和大躍進並沒有錯，反右運動更不錯，大躍進就是多付出一點學費，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有些損失不算什麼，關鍵是六億人口的國家不能洩氣。和劉相比，毛是一慣性到底，絕不鬆口，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說“責任田是走資本主義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當然劉少奇這麼說，這樣做都是有難處的，因為在劉的上面有毛這樣的強勢領袖壓著，而且多年來的極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維完全僵化了，極左的一套積重難返，劉少奇必須考慮到轉彎子不能太快，可是這樣一來劉也就使自己進退失據了，缺少了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有的一慣性了。
就在這前後，一些特別敏感的現象也發生了，使毛澤東受到更大的刺激：1961年4月，發生了“錄音事件”（即文革中廣為傳播的“竊聽器事件”），使毛極為震驚，但在當時，只是由中央書記處對有關部門的幾個工作人員進行了處分，毛在震怒之餘對此事並沒有加以深究，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幹部在事後繼續留任原職。但此事的後果十分嚴重，聯絡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一些說辭，諸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當國家主席出了這種事”，“現在是非常時期”，“恐怕不能再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等等，毛對中國黨內是否有人也想仿效“赫魯曉夫作反斯大林黑報告”的警惕大大加強，而毛的被傷害的感覺也更加強烈。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些針貶時弊的作品，例如鄧拓等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等；一些高中級幹部透過不同的方式，呼籲要為彭德懷平反；1962年8月初，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全黨開始學《論修養》，毛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大的壓力，劉少奇的威望急速上升。
毛的反映是“硬著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濟好轉已成定局，於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鬥爭，反擊資本主義復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制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鬥爭”在1957年後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鬥爭是正統，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才淡化了階級鬥爭的宣傳。現在經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鬥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鬥爭並沒有反對，只是希望別影響到經濟的繼續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幹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勳，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在“敲打”了他幾下後，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願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性；更重要的是，當時經濟剛剛恢復，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後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出現了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