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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和擴大革命同盟軍的組識方面已經初步顯示出唯階級出身的傾向，但是在這個階段，中共又宣佈現階段中國革命為資產階級民權性質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針對目標是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軍閥，故而中共對其它階級的態度還比較溫和，更說不上對本黨黨員採取“階級出身論”的立場。中共的組織構成中，知識份子黨員也佔了較大的比重。據陳獨秀在1927年4…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所作報告稱，至1927年4月，知識份子黨員佔全黨黨員人數的19．1％，其它工人佔50．8％，農民佔18．7％＇ ＇。在1924…1927年大革命中，中共組織獲得迅猛發展並初步在工農運動中爭取到了領導優勢，但中共的階級意識還未充分成熟，即便在農運較為展開的湖南、江西、湖北，農民階級反抗農村舊勢力的行動只限於給土豪劣紳“戴高帽”、“遊鄉”，還未發展到對地主階級施行肉體消滅。蔣介石對中共的暴力鎮壓和國民黨大規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開始了對國民黨的長期武裝反抗。
“階級出身論”的興起與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組織構成的最新變化也有著密切的關係。1927後，隨著中共逐漸開闢農村各革命根據地，農民黨員在黨的構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與此同時，知識份子黨員在中共的危難關頭大批退黨，帶來了全黨上下，尤其是黨的領導層對知識份子的深刻的負面認識。這就是，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和戰爭環境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共產黨員極易動搖叛變，而促使他們動搖叛變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以及他們與舊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從未受到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且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與地主資產階級存在根本衝突的工農階級。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茅盾（沈雁冰）創作《蝕》三部曲，被中共認為：“這是用小說寫他的思想”，“當時黨認為這就是他的退黨宣言”，“從此以後，他不找黨，黨也不找他”＇ ＇。
“階級出身論”興起的國際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