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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出身論”興起的國際背景是斯大林的“清黨”經驗對中共的影響。1927年後，中共中央選派大批工人和知識份子黨員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和其它軍政學校學習，此時正值蘇共開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黨內鬥爭，中國留學生也全部捲入。在蘇共“清黨”中，實行以階級出身鑑別黨員的嚴格的政策，凡工農出身的黨員可以重新登記拿到黨證，但非工農階級出身的黨員則一般降為候補黨員，此種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被照搬，對黨員的思想影響極大＇ ＇。隨著在蘇學習的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蘇共的這種唯階級出身的思想和組織方法迅即傳播開來，並與根據地內已經出現的“階級出身論”完全匯合。
從20年代末開始，中共黨內的“階級出身論”已滲透到黨的思想和組織工作的廣泛領域。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首次提出提撥工人幹部的主張。在1928年中共六大後，提撥、重用工人階級出身的幹部成為一種新的流行現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黨員被任命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這批人中有：向忠發（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羅登賢（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福坦（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陳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任命的政治局委員）、張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陳雲（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任命的中央委員，臨時政治局成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項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鄧發（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侯補委曼）、譚餘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唐韻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員）、餘飛〔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顧順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補中央委員）、蘇兆徵（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徐錫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嚮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中央委員）等數十人。
與撥提、重用工人幹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中共建立江西等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最初歲月就已表現出對非工農出身黨員的排斥態度。在短暫的海陸豐根據地時期，工農出身的幹部開會時可坐在前排，知識份子幹部則被要求坐在後排＇ ＇。1928年9月，中共湘贛邊界黨組織在井崗山地區首次開展了一場以清洗黨內地富出身黨員為目標的“洗黨”鬥爭＇ ＇。在戰時氛圍下，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雖然經受過嚴酷的鬥爭考驗，但這並不能使根據地領導人相信，他們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會立場堅定，革命到底。而在紅色區域，確實也存在著個別知識份子黨員捲款潛逃或脫隊叛變的事例，這就更使得推行“階級出身論”有了理論與事實的證據。
1927年後，革命的主體已從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轉變為農民階級，中共依靠由貧苦農民組成的紅軍，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在黨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中，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激發他們對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仇恨，佔了最重要的比重。廣大農民出身的黨員作戰英勇，對敵鬥爭堅決，儘管他們對馬列理論知之甚少，但是農民出身的黨員所具有的“樸素的階級感情”，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及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的立場與態度，成為凝聚革命隊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動力。中共相信，憑籍著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完全可以在蘇區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
在蘇區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階級出身論”逐漸成為黨和軍隊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和組織原則，這其中除了領導機關有意識的推動之外，蘇區“軍事第一”客觀環境也使得這一觀念漸趨制度化。在根據地的組織工作領域，除非在莫斯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軍事鬥爭中表現英勇，取得戰功，被認為是經受過嚴峻的戰爭考驗，知識份子幹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蘇維埃政權機構從事宣傳和文教工作，這樣的安排並非千篇一律，有時也會出現例外的情況，但大致成為組織工作中的一種傳統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據地幹部中造成一種印象，這就是知識份子幹部不適合做最重要的軍事工作。在軍事第一，槍桿子決定一切的年代，文職幹部在黨內的地位自然低於軍事幹部。而知識份子黨員也完全認同了“階級決戰”的口號，對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視性的安排，多能從黨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階級出身論”就成為了一種公開的思想意識。
在濃厚的唯階級出身的氛圍下，根據地內逐漸出現幾種帶普遍性的現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黨員幹部受到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歧視，在鄂豫皖地區，知識份子幹部被貶稱為“白腿杆”，意即是沒有實際鬥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