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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透過對舊政權及其人員以及“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的政治清算來展開的，其思想和實踐的背景是：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另一來源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實踐的經驗。
勝利者對舊政權及其成員，以及“階級敵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其具體路徑就是“劃分階級成份”。在近30年間，黨和國家對於社會成員的階級出身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將階級出身作為檢測普遍民眾對新政權政治忠誠度的重要的識別標誌，並透過此項檢驗，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權基礎。由此出發，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根據變化的形勢對社會成員持續不斷地進行政治身份類別的劃分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這種對階級出身問題突出強調的思想意識和依此劃分社會成員政治類別的原原則，在本文中被指稱為“階級出身論”。
執政黨的這套思想和組織原則在50年代初開始在全國貫徹，但其歷史淵源悠遠。1928 年1月24日，毛澤東為江西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 ＇。50年代後的實踐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據地實踐的延伸和發展。在建國後的17年裡，“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歷經幾次變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為新政治文化中的強勢意識，對國人的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長期鬥爭的繼續，“階級出身論”迅速轉化為“階級血統論”，從而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歧視現象。1978年，黨和國家終結了這項政策從而大大解放了社會，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也標誌著新政權以嚴刑峻法奠定統治基礎的歷史階段的結束，國家進入了和平建設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對於“階級出身”問題和文革的關係，除了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的語境下發表的《出身論》一文，在上世紀80年代，大陸思想學術界對此問題也曾有所論及，但是對此議題出反思並沒有延伸到“階級出身論”在50…60年代的表現形態，更沒有將這個問題置放於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歷程背景下予以系統考察，90年代後期及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有關這一議題的零星敘述和民聞回憶錄，對於瞭解“階級出身論”在50…70年代的表現形式，以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廣泛影響，特別對於觀察當年中國社會的另一廣大人群及其家屬、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狀態，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敘述極為零散，多數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試圖將“階級出身論”置放於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梳理這一重大問題，之所以選擇1949…1965年為論述的中心，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這一階段的“階級出身論”現象一向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對較關注於“文革”期間的“血統論”問題，而瞭解“階級出身論”的社會歷史根源，特別是剖析建國後十七年的“階級出身論”現象，則是瞭解文革“血統論”的入門，因為後一問題是前者的必然發展和內在邏輯的延伸。
本文以綜合論述的方式探討“階級出身論”的歷史背景和建國後十七年的表現，所依據的材組為四類：中共歷史文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資料，前蘇聯有關中蘇關係的部分檔案資料，以及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資料，筆者認為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議題進行客觀研究是有意義的，並希望能透過這項研究引致後來的研究者繼續關注和探討這個重要的議題。
一、“階級出身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
中共以“階級出身論”作為一項重要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始於1927年秋蘇維埃運動初興之際，它是中共對國民黨鎮壓政策的一個激烈反應。1927年國共分裂，中共被國民黨鎮壓，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思想全面進入中共，與之相隨，“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迅速興起。“階級出身論”的要義為：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依此邏輯，支援國民黨反共的階級、階層為“敵人”；支援、擁護中共的則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為工農階級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經驗，在第三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列寧主義政黨，在1921…1927年這一階段雖然在建立黨的階級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