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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長期積壓下的不滿，這就是對官僚主義的不滿，對幹部特權行為的不滿，“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頗生動地發映出文革初期群眾的這種情緒和心理，如此等等，都使毛的行動獲得巨大的道義性。
4，毛的偉大領袖的崇高威望不僅表現在他在心理和精神領域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擁有的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他更擁有現實中的巨大的權力。他掌握著軍隊，林彪全力支援他，在提拔林彪做“接班人”的同時，毛又安排葉劍英擔任軍委秘書長，把軍隊完全置於自己的直接領導之下；他也掌握全國的公安系統，謝富治絕對服從於毛。劉少奇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二把手，但他不具有上述的優勢條件。
5，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年，無形中積累下許多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體制帶來的，有的則和具體的人有關係，劉處於第一線排頭的地位，不由得他個人同意還是不同意，都身處於這些矛盾的中心。劉之上有毛，劉的旁邊還有一批開國勳臣，之下有一群封疆大吏，這些大幹部各有神通，雖然都服從中央領導，但一旦察覺毛劉有異，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而劉又不具毛那樣的絕對權威，說話有時並不靈，但劉在一段時間裡似乎忘了自己只是第二把手，而強制推行自己的一些主張，有時批評人疾言厲色，故而造成各方關係的緊張。在這些矛盾中，有因“四清”問題而引發的華北局對劉的意見，有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矛盾，有所謂“北方局”幹部和其它系統幹部之間的矛盾，有群眾和“官僚體制”的矛盾等等。上述種種矛盾本來就交叉在一起，在文革前夕的特殊環境下又被有意激化，從而成為毛能順利發動文革可資利用的因素。再有：劉多年來在政策制定和掌握方面跳躍性較大，喜歡走偏鋒，有人稱之為“忽左忽右”；劉指導四清，打擊面過寬，激起不少地方幹部的反彈；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認為，劉在幹部使用問題上，有偏心的一面；相比於毛和周，劉的個性過於嚴肅，劉的司機說，“我給少奇同志開車一年，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上車，我就把車開走；我一停車，他就走下去。”從積極方面看，這可以理解為“是少奇同志長期在白區工作時養成的地下工作的習慣”；但是，建國後畢竟已不是地下鬥爭的年代，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早經過黨組織的嚴格審查，不可能是所謂“嫌疑分子”，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劉的個性缺乏親和力。因此文革初期，一些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對劉下臺是無所謂的，就是到今天，也還有一些老幹部對劉少奇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性的看法。當時的老百姓，雖然普遍對劉下臺感到吃驚，但也沒有很多人為此而特別難過和惋惜的，因為老百姓對劉少奇的瞭解非常有限，雖然文革前全國各地都上映過歌頌劉少奇的電影《燎原》，廣大幹部也學過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這些與黨的意識形態系統和軍隊系統對毛和對《毛選》的鋪天蓋地的宣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老百姓瞭解的就是劉少奇多次攜夫人訪問東南亞，只知道他保護、愛護各級幹部，要大家“做黨的馴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劉為老百姓做了什麼好事，特別是劉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因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功勞，榮譽都歸於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報紙上要他們知道的那些。所以說，毛髮動文革，是有相當的群眾和幹部基礎的。
毛為發動文革而使用的的一些方法是超常規的，例如：毛揹著中央一線領導同志秘密策劃批《海瑞罷官》；他一人決定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等等。1964年年底，他當面對劉少奇說，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這不是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常用語言，也不符合黨倫理。但是，毛的所有重大措施又都是假手劉少奇，透過中央會議，以中央檔案的“合法”形式實現的。在那個年代，體制對毛的約束力是不存在的，從1965開始，就是毛主席，黨中央這樣的排序表達，正式的解釋是，如果沒有毛，沒有毛的正確領導，一切都沒有。所以毛就是黨，革命，軍隊，人民的化身，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想做任何事都可以。中央領導集體為了黨的團結順從他，人民崇拜他，從而使他獲得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
文革發動的年代距離今天已近四十年了，毛的這首詩，也發表一些年了，對文革發動的過程和毛的這首詩，都有一些解釋，我這也算是一種解釋吧。有關文革發動的細節，還有許多沒有披露，所以完全的回到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乃是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我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掌握的資料來談論這個問題，但這也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