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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以致一些知識份子不得不故意裝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視和亂殺知識份子最嚴重的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要偽裝成文盲，唯恐因識字而遭清算＇ ＇。其二，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地富出身的知識份子幹部一般部會首當其衝成為被鬥爭物件，甚至遭到肉體消滅。
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江西蘇區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岐，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林塞維克化＇ ＇。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間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佈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隨後展開的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 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幹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
需要強調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據地都是黨的知識份子幹部率先開創，而堅持“階級決戰”路線，在蘇區全面推行工農階級優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層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也都是知識份子出身。只是他們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不同，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等基本為葛蘭西所稱的那種“有機化知識份子”，即以革命為志業的新知識份子。這批人士中除了張聞天等個別人，或者沒進過大學，或者所受的大學教育為時較短，即使留學出洋，也多為勤工儉學性質，基本上未受西方學校正規教育的訓練。20年代中共領導人知識背景上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都曾在蘇聯學習過，這種學習基本為政治理論性質的培訓教育，不管留蘇時間長短，蘇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鎮壓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報告對陳獨秀、彭述之等大知識份子大加嘲諷、批判，更將疑懼知識份子的思維方式從此深埋入這批留蘇幹部的心中。這批幹部返國後大多進入黨的領導層，
這就使得輕視、防範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增加了神聖化的色彩（對知識份子負面批評來自於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共產國際），也更具有了說服力（知識份子出身的黨的領導人也需要進行不斷的思想改造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國際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時期，在貫徹“階級出身論”時也是有相當彈性的，黨在白區的鬥爭策略是，一方面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積極在工人苦力和社會底層的貧苦群眾中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同時，重視團結，爭取資產階級知識份，吸收他們中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有明確認識，對國民黨統治表現強烈不滿的一部分人，參加黨的組織。即便對於某些資產階級中上層知識份子，和舊軍官、舊政客，中共也本著爭取一切可以團結、利用力量的策略，並不在意他們的階級出身，只要這些人承認中共黨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