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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貢獻，皆可被吸收為秘密黨員，如楊度、胡愈之、王崑崙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為了秘密共產黨員。
在1928…1931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支援和推行“階級出身論”與“國際派”難分伯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澤東主政中共後“階級出身論”在形式上有較大的改變。黨的領導人已意識到不能再以“出身”問題自縛手腳，中共若繼續奉行昔日嚴格的“階級出身論”的立場，無疑是自鎖門戶，主動放棄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繼續奉行舊時僵硬的“階級出身論”已有瓦解黨和軍隊的危險。儘管中央蘇區在1932主已調整肅反政策，但是肅反的核心意識“階級出身論”並沒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肅反運動強化的唯階級出身的傾向在30年代中期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某些被誣指為“反革命”“託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監視的環境下走完了兩萬五千里長徵，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因被懷疑為“階級異己份子”和“託派嫌疑”，直到走完長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黨＇ ＇。少數社會經歷複雜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醫生傅連彰也是在長征到達陝北後因毛澤東宣佈非黨員經長征皆可入黨，才被吸收為黨員。
從30年代後期開始，中共雖已大規模調整革命的戰略與策略，“階級出身論”也被轉換，但其精神實質仍然儲存下來，並被改造加工為一種更精緻的原則，更趨於系統化。在延安時代“階級出身論”的表現形式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門；另一方面又繼續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納知識份子的同時，仍堅持用“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從邏輯上看，這二者間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細加分析，則可發現它們並無任何衝突。
中共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是與共產黨的性質緊密相聯的。抗戰階段中共領導人都一再重申，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黨是窮人的政黨”＇ ＇。黨的基本隊伍只能是工農階級，對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黨雖然歡迎他們參加革命隊伍，但是中共絕不能放棄自己的階級立場，還是要“根據階級看問題，根據階級決定問題”＇ ＇。抗戰初期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謝覺哉更具體談到黨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要求是：“時刻記住自己是拋棄了、背叛了原來階級，轉到無產階級先鋒隊裡來了”＇ ＇。所以，抗戰階段對“階級出身論”的調整，具有某種策略性質，並不意味著黨放棄了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中共在抗戰階段就是依據這樣的思想邏輯：既不以階級出身問題為由將大批知識份子拒之於門外，又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許多具體的政策，將“階級出身論”的基本精神儲存下來併發揚光大。針對大批前來延安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份子，中共採取的是強化政治思想訓練的方法，引導他們學習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然而，僅僅著眼於學習馬列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知識份子“階級立場”的轉化問題。只有結合嚴格的黨性鍛鍊和經歷階級鬥爭的洗禮，才能真正轉變知識份子的立場、觀點、態度，這是一條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份子邁入無產階級“門檻”的必由之路，這一步主要透過1942年開始的整風審幹運動和1947年的土改運動來實現的。
從1942——1945年，毛澤東和劉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經由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使全黨幹部，尤其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在立場、觀點、態度三個方面實現了徹底的轉變。在思想改造中，階級立場的轉變是一切轉變的基礎。解決階級立場的轉變問題，並不是革命概念的簡單學習和接受的問題，而是要切切實實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例如：對鎮壓革命的敵人，你是積極參加，還是對敵人心存憐憫？對國民黨蔣介石是抱有幻想，還是敢於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一個人的階級立場必然決定了他的觀點和態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裡還欣賞資產階級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的錯誤思想？你是否心悅誠服地把一切都獻給黨？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剝削階級家庭是骯髒和反動的？你對沒有文化的工農群眾是滿口鄙夷，還是甘心做他們的小學生？你對黨的考驗是真心接受，還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謝覺哉這樣在20年代入黨的老黨員，也要經過黨的考驗，謝在日記中寫道：“尤其如我這樣在舊社會生長壯大起來的人，遍身沾滿了惡濁，如果不是長期黨的鍛鍊，便說自己對階級、對黨是如何抱無限忠心的人，還須得黨加以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