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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視50年代歷史，一個最重要的的特徵就是在冷戰格局下，新國家、新制度的創立。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程序，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工業化的展開，全社會的高度組織化，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
1，它的綱領確實符合近代化的主題：追求國家獨立、社會公正和解放，推動社會各項事業的進步。〈10〉（p。xi）
2，社會革命也有後遺症的問題。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進入社會和個人的一切領域，其結果是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主發展，這就是國家力量無所不在，社會自主性和個人自主性受到限制並最終完全消失，〈10〉（p。xii ）最後只剩下一個強大到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即列寧說過的所謂“兵營式的社會主義”。
鄒讜認為，20世紀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互相矛盾、衝突的方面：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空前地釋放了無數個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產生了中國新型的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和自由個人及團體；但另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使得中國這些新型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儘快達成“國家制度重建”。在20世紀上半葉外來侵略的巨大壓力下，“國家制度重建”的目標以“社會革命”為手段而強有力地達成，但同時卻極大地犧牲了個人自由的目標。〈10〉（p。xii ）
正因為如此，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高度評介1978年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程序，認為改革的實質就是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政治權力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大社會、小政府”。從國家主導方面來講，這種程序實際已愈來愈深入，這就是改善領導方式、改善執政方式，用現代公共管理來取代過去的革命動員的方式，也就是從“革命”向“執政”轉變，從“馬上得天下”到“下馬治天下”。
如何評價50年代？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近年來新左派在思想界頗為活躍，他們用以支援其觀點的重要論據就是高度評價50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新左派的視野內，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價值。〈1〉而有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種全控主義的結構和體制。〈11〉（p。68…69）我認為，似不急於在理論上進行無窮的討論，而應從基本史實研究開始，沉潛於地方和基層，在具體細密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再來討論理論問題。我認為對這個歷史階段的研究，應充分考慮國際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從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從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出發，著眼於考察“新制度與新國家的創立及民眾對此的反映和互動”，在史觀和方法上，是一種開放式的、相容幷蓄的史觀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實證取向。它兼顧“革命敘事”和“現代化敘事”的合理成分，揚棄“宏大敘述”的教義化的邏輯演繹主義的空泛化，同時避免概念先行、忽視下層的缺失。具體而言，這是一種兼顧“宏觀”與“微觀”的“中觀”視野，道理不言而喻，因為“宏大敘述”經常會遮蔽社會的真貌，而過細的微觀也容易導致兩種偏差：看不到同質社會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論”〈2〉和過分的瑣碎。
歷史是否可以重構？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敘述者建構起來的。〈3〉還有人認為，有關“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敘述就是佔據話語霸權地位的右翼知識分子杜撰出來的。〈4〉但我相信，過往歷史的物質和精神遺存是客觀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種視角和態度敘述它們，基本的歷史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強調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多餘的，研究者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還要注重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感受。我認為研究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敘述，而這個方面是我們的研究者所忽略的。當然對那個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和感受，也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看法，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複雜性，這也是歷史學永恆魅力之所在。費爾巴哈說過：“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12〉（序言p。1）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也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過往的歷史，比過去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