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頃寒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示”，即在可輕判和可重判情況下給予輕判的決定，部分被判處死刑的人可被緩刑2年執行，而且在兩年期滿之後還可改判他們勞改，只槍斃那些罪大惡極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樣，由區或縣政府批准，現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級機關批准＇ ＇。
1952年開始的“三反”和“五反”運動都是重點打擊資產階級，1952年3月，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詳情談了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意義和指導運動的策略，他說：
在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得出了結論，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下，暫時我們還不能徹底同民族資產階級決裂和開始消滅它的運動。出於這一考慮，我們決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最上層，即最反動的那一部分實施打擊。作為戰術措施，黨中央決定開展“五反”運動。如果說“三反”運動涉及的僅是國家職工和地方行政機關裡的職工，那麼“五反”運動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對它最反動的部分實施打擊並將其消滅之。為了在實踐中檢驗這一點，我們再次選擇了北京和天津為試點。我們決定對屬於資產階級的所有工商企業進行檢查，揭露他們的活動和濫用職權的行為，當我們在這兩個城市取得經驗之後，再在其他城市開展運動。已經查明，這樣的工商企業，北京有4。9萬家，天津有5萬家。所有它們都一一受到了審查。在開展這一運動時，我們把最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同其中下階層區別開來，只對其上層進行打擊。臭名昭著的敵對份子，把我們同資產階級的合作用於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中那些十分反動的份子。這些人幹盡壞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間諜和其他組織合作，在我們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況，認真審查了所有材料之後，我們做出了以下決定：其餘1﹪最大和最惡劣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將被我們監禁和槍決，但我們首先得讓他們交還所有的錢，迫使其交納鉅額罰金＇ ＇。
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全面開始的時候，對社會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其重要的一環就是摸清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民情”。新政權高度重視對全國人民政治態度階級出身的調查，尤其是城鎮人口階級成份的調查。將每個人的階級出身視為是對新政權忠誠度的識別標誌，其方法就是藉助政治運動的巨大沖擊力和震懾力，採取一系列具體細緻的方法：動員本人交代、填寫表格、寫自傳、檢舉揭發，審幹人員外出調查等，檢查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面貌（階級出身），透過階級成份的確定，在社會廣大人群中排列區分出左、中、右，從此建立起可供查證的社會成員政治忠誠度的判斷識別體系。
建國初期，執政黨對農村和城市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農村，黨組織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極大的精力來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加速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結構，執政黨用於政治動員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據階級出身尋找自己人，以此來聚集社會基礎，這主要表現在土改運動由透過嚴厲打擊地主階級，組織以貧僱農為核心的“階級隊伍”，劃分敵、我、友，並迅速在此基礎上建黨（黨支部、黨小組）、建政（村委會）、建立民兵、婦聯、治保小組，將黨和政府的制度架構牢牢紮根在農村最底層，從而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透過各級機構對農村基層的垂直領導。
新政權在農村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強制規定被“管制”的物件：“只許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並隨時接受群眾的批鬥。從理論上講，“管制”是針對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頒佈實施的《管制反革命暫行辦法》，管制物件為：土匪、反動黨團骨幹份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煙鬼、遊民、懶漢、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屬子女不屬管制範圍＇ ＇。但在實際操作上，地方基層往往大大突破這項規定，在農村，一般都擴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屬和居家的子女。因為政治大氣候一直強調要反對右傾麻痺思想，加強對敵專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條件，又無十分具體可供操作的標準，其解釋權多掌握在基層幹部手中。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採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在50年代初還一度受到上級部門的批評，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佔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
